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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概 况
 文明源头：
安徽省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繁昌县人字洞发现距今约250万年前人类活动遗址。在和县龙潭洞发掘的三、四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和县猿人”遗址，表明远古时期已有人类生息繁衍在安徽这块土地上。
安徽历史悠久，境内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51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0座。亳州在商代曾为成汤之部。古寿春（今寿县）在春秋战国时曾为楚都。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发生在宿州大泽乡。三国时期，江淮之间为魏吴必争之地。东晋时期，在淮南八公山一带发生了著名的淝水之战。唐宋时期，李白、杜牧、刘禹锡、欧阳修等各领风骚的文坛泰斗都在江淮大地上留下著名的诗篇和墨迹。元末郭子兴、朱元璋起兵濠州（今凤阳、定远一带），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明朝。辛亥革命前夕，发生过徐锡麟刺杀恩铭（安徽巡抚）、熊成基领导马炮营起义等较有影响的事。1941年1月，在泾县（新四军军部）一带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安徽农民创造并逐步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大文化圈：
安徽由于历史原因和地形、地貌的特点，形成三大文化圈，属于区域文化，各具特色，影响深远，因基本上均在皖境，作为区域文化，故可综合而总称皖文化，是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个文化圈：淮河文化。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和齐鲁文化、楚荆文化、吴越文化并立而互相渗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淮河流域，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器物距今8000多年，比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早1000多年。在蚌埠怀远，则有禹文化的产生。
涡河流域是道家发源地，而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居“主干地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陈鼓应语）。从春秋后至秦汉的诸子百家，很多产于淮河流域。仅在原安徽境内者即有老子、庄周、管仲、刘安及其宾客所形成的淮南学派；东汉哲学家、经学学家桓谭；东汉怀远桓荣、桓郁、桓焉祖孙三代教授（荣、郁、焉均为帝师、太子少保），后又有桓麟、桓彬父子，皆文学家，麟曾入宫讲学，彬之文与蔡邕齐名；至晋，有桓彝、桓温、桓冲、桓玄三代政治家、文学家。桓冲、桓伊协助谢安抗秦，桓伊还直接参与淝水之战的指挥，他又是音乐家，《梅花三弄》名曲创作源于桓伊，伊且善笛、筝，曾在晋武帝前吹笛为谢安缓颊，使孝武帝司马昌明重新起用谢安，因而“桓伊笛”成为历史佳话。有趣的是上述诸桓，都是今怀远县龙亢（古有龙亢县）及其附近的人，这对研究人才的群体也有帮助。
东汉以降，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医药学，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刘伶都是安徽谯沛地区人，同时期的著名书画艺术家戴逵及戴勃、戴嗣父子也是谯郡人。唐朝亳人大画家曹霸善画马，杜甫有《丹青引》和《观曹将军画马图》，赞其艺术之高超。他的学生韩干也是画马名手。北宋皇佑元年，欧阳修在颍州建起“西湖书院”，荟集一时风流名士。元代戏剧家亳人孟汉卿是关汉卿同时代人，其剧作《魔合罗》有相当水平，为传世之作。清初亳人梁巘是书法大家，和梁同书齐名，有南梁北梁之誉。及至晚清，寿州又出了著名的状元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傅，任武英殿总纂，晚年主张改革，戊戌变法时参加强学会，复以吏部尚书兼任管学大臣，主办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之北京大学）。孙氏后代中有众多企业家、学者、艺术家。而近代文坛，又出现鲁迅倡导的“未名社”，其主要成员除鲁迅、曹靖华外，有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李何林。有意思的是，除李何林是霍邱城里人外，其他四人皆霍邱叶集人，且都是叶集小学同班毕业。一个小镇四个青年，同为鲁迅所器重、培养，皆卓然成家，也是文坛佳话。叶集附近还出了一个著名文学家蒋光慈，同芜湖钱杏邨（阿英）共同创办“太阳社”，蒋光慈小说在当时青年中影响很大。再如淮北萧县，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书画之乡，它的源起可上溯南北朝刘裕父子（今萧县的人），而当代又出现了刘开渠、肖龙士、卓然等艺术大家。这些生长淮河两岸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都可以说明淮河流域文风鼎盛。
由于淮河亘贯中国中部，历史上多次南北分裂对峙，绝大多数以淮河流域为界，形成拉锯式战场，加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战争频繁；再由于黄河自东汉以来多次夺淮，借淮入海，水系和植被均受到严重破坏，使淮河流域地表文物、古代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但从地面仅存一些遗址遗迹来看：如以芍陂（安丰塘）为代表的春秋时期孙叔敖（楚令尹）创建的水利工程，古寿县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凤阳明中都城等，就足以显示这一地区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该地区地下文物仍极丰富，凡发掘出土者，皆光彩夺目。如近年来在涡阳“天静宫”出土文物丰富，极具研究价值。特别是从1989年发现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经6个年头的发掘，发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聚落遗址，出土文物近5000件，填补了大汶口文化发现30多年来聚落研究的空白，被列为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固镇近又发现新石器遗址和汉墓群。至于豫东、徐海一带出土文物，数量很多，价值亦高。由此可见，淮河文化研究领域广阔，是一块亟待开垦的文化沃土。
第二个文化圈：新安文化。隋朝设立新安郡，明代为徽州府，明清之际经济文化发达，因而产生徽学。80年代中期，安徽省成立了徽学研究会，徽州地区也成立了徽学研究会，都作了大量研究工作，成果不少。历史上浙江淳安、江西婺源都属徽州（过去徽州府有时在歙县，有时也在淳安），在文化上同源同流。因此以“新安文化”来概括，可打破行政界限，更能反映该地区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特征。
这个文化圈，内容极丰富，诸如理学、经学，代表人物有朱熹（朱熹自称“新安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医学，有新安医派，著作甚丰；建筑学，有徽派建筑和四雕（木、石、砖、竹）艺术；经济，有徽商和理财专家王茂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国画，有新安画派、黄山画派，成为大家者有渐江、石涛、黄宾虹等大批人物；篆刻，形成皖派，代表人物有何震、程邃，黄士陵取法汉印，参以商周铜器，于浙皖两派之外自成一家；版画，在中国版画史上地位重要，是中国版画发源地之一；出版业，在宋代即很繁盛，元代旌德人王祯首创木活字印刷术，将出版业推进了一步，到了明清之际，更成为中国四大出版中心之一，而泾县人翟金生再创制的泥活字，亦可称为当时的一朵奇葩；文房四宝，突出者为徽墨、歙砚、宣纸、毛笔，亦有悠久历史；徽州方言，保存许多古代语言，成为语言学家研究对象。此外尚有漆器、徽剧（京剧主要来源之一）、徽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盆景（徽派盆景，自成风格）等等。
由于新安文化绵延不断，致使该地区在近现代名人辈出，著名学者胡适，教育家陶行知，《语丝》发起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江绍原，文学家叶以群，音乐家张曙，数学家江泽涵，群星灿烂，不胜枚举。改革开放以来，风景绮丽、民风淳朴的皖南，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引了无数海内外汉学家和国际友人前来探幽揽胜，并从中感受到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丰蕴灵秀。可以说，新安文化是祖国东南一颗明珠，是一个文化金矿，有待我们深入开采，系统研究。过去在历史上，该地区的文化即和经济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徽人好学，学而优则仕、则商，因而产生徽商，商而富又兴学，二者互为表里，形成良性循环，可称为“儒商”。徽商号称“徽骆驼”，喻其吃苦耐劳，“徽骆驼精神”也是新安文化遗产中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新安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影响不止于徽州。由于徽商足迹几遍天下，新安文化也广为传播，扬州受其影响至深，次为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地。这个文化圈省内则可伸延至宣州地区以及芜湖等地，如此则不可不提到宣城梅文鼎，他是当时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中国数学界有“天数在皖”之说，除梅文鼎外，安徽出现众多数学家，休宁县珠算专家程大位是其中之一。
第三个文化圈：皖江文化。这个文化圈范围甚广，实际上包括整个皖西南（其所辖范围，大致相当汉代庐江郡，西至九江，东至合肥），其中桐城派是影响最大的文派，早在桐城派出现之前，其地望所在古庐江郡（即舒、桐、庐、潜等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以私人修史撰述丰厚（薛莹著《后汉纪》一百卷，何之元著《梁典》三十卷）、文风丕盛而著称，尤其是庐江何氏一脉，学者辈出，较著名的有西晋何桢、东晋何充，刘宋时，又有一代玄学大师何尚之，首创“南学学派”，另一玄学大师何晏注《庄子逍遥游》；宋代有大画家李公麟，诗画皆精，他创造的白描画法，影响及于后代，为中国绘画史上巨擘；明末方以智，集哲学家、科学家于一身，天文、地理、物理、医药、音韵、历史、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其《物理小识》影响在清初即已播及海外，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明末名臣，著名水利专家，东林党主要成员左光斗也是一位大儒。清初戴名世，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也是清代文字狱第一批受害者。
至于桐城派，其代表人物前有方苞、姚鼐、刘大櫆，后有姚莹、吴汝纶。桐城派作为一个文派，其影响之广，历时之长（延继200多年），代表人物之多（汇集散文家1200多人，作品留下传世之作2000多种），在同一时期，海内无出其右者。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用吏部主事程胥芳、编修周永年云：“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容有夸张，亦足见其影响。近代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一代大儒曾国藩就自承是桐城门下，而他的“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除张裕钊外均是接受老师心法，学以中西合璧，文从桐城遗风。
近代知名的桐城派学者除姚莹、吴汝纶外，尚有大学问家、文学家方东树；史学家、教育家马其昶（通伯），他是《清史稿》主纂之一（按：中国廿五史，后两部主编都是桐城人，另一位是张廷玉主修《明史》）；吴芝瑛，善诗文、书法，秋瑾挚友，秋瑾被害，她冒险保护其亲属，并葬秋瑾于西湖畔，亦女中英杰。当代著名学者则有：朱光潜，海内外负有盛名的美学大师；方东美，哲学家，在台湾、美国任教讲学50多年，著述甚丰，被誉为“一代大哲”；叶鼎彝（丁易），学者，以研究“小学”见长；方令孺，女诗人，散文家；方殊德（舒芜），学者，杂文家，“红学”家；孙德和，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黄镇，号称文化外交家（他的长征组画可称“史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文化部工作多年。如此多的文化精英人物，在一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如此集中地产生于同一块地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正所谓“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在种种资源中，人才资源是一种最可贵的资源，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应该和该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沿海省区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桐城亦以其浓郁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好学上进的风气，过去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之谚。改革开放提出发展商品经济不久，桐城人随即闻风而动，在一缺资源、二缺资金的情况下，注重人才，勇于开拓，卓有成效，这与桐城的文化优势有着密切关系，可称之为“文化兴县”，证明了文化和经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自古这里是皖国、舒国、六国，位处江淮之间，地跨长江。皖江在这里和长江汇合。自古人文荟萃，名人辈出，这里出过西汉大教育家文翁，在四川发展学校教育，汉武帝将其推广。这里是戏剧故乡，京剧泰斗众多，程长庚、杨月楼、杨小楼是其代表。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舒绣文，黄梅戏大家严凤英等皆出于此。至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巨擘，则有“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小说家张恨水，人称“千年一人”的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中国著名道教学者陈樱宁等。众所周知的两弹之父邓稼先，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亦生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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