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伦敦、东京、新加坡、香港文化发展战略
一、巨型城市与创造性城市
20世纪后半期，一些国际大都市由现代工业经济逐渐过渡到后现代网络经济，出现了新的城市形态。对此曾有多种理论描述。戈特曼在50年代称之为城市群，这是地理空间功能互补概念。约翰·弗里德曼在80年代把它称为世界城市，这是指向经济全球化的网络空间概念。詹妮斯·帕尔曼在上述两种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巨型城市mega-city概念，于90年代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接受，并在其官方文件中被正式使用，它的定义不在于人口规模，而在其独特功能。所谓巨型城市，是全球经济焦点，集中了全球性生产管理上层功能，它是城市群体的核心，是连接该群体所在区域与全国经济和全球网络的接口，是文化科学创新的中心，推动社会发展的引擎。巨型城市综合了地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两个层次功能，是复合空间概念。中国正在发育之中的巨型城市，是以环渤海经济圈为腹地的北京，以珠三角经济圈为腹地的香港，以长三角经济圈为腹地的上海。
从地理空间发展到复合空间，是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经济的核心是效率，后现代全球网络经济的核心是创造力。从效率转向创新，也是质的飞跃。这两种飞跃，启动了国际大都市再生社会经济变革，于是创造性城市creativecity（也译作创新城市）概念应运而生。所谓创新城市，是创新意识逐渐成为市民共识，观念创新推动了体制创新，由此释放出巨大创新能量，从而带动了城市整体创新，包括科教创新、组织创新、生产创新、营销创新诸多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形态、基础设施、经济运行、行为方式日趋雷同，只有城市文化保持各自独特的面貌。于是，文化特征成为城市创新重要资源。文化发展战略，成了巨型城市创造性发展的核心战略，在整个创新过程中，具有指引发展路径的作用。
二、城市创造性发展中的文化战略多样性
巨型城市在创造性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多样性文化发展战略。兹以5个著名大都市为例。
纽约文化发展战略
美国公众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文化事务，因此纽约市府并未提出前瞻性文化发展宏观战略，其文化事业部提出的文化发展目标，仅仅局限于“促进和保持纽约文化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经济活力贡献度。”这个目标最终落实到经济，并非着眼于文化。
伦敦文化发展战略
2003年6月，伦敦颁布了《市长文化战略纲要》，此纲要提出以下文化目标。1，多样性：满足各市民群体不同文化需求。2，卓越性：提升世界一流文化都市地位。3，创造性：以文化创新作为城市发展动力核心。4，参与性：市民人人有机会参与文化活动。5，价值性：从本市文化资源中获取最大价值。伦敦城市整体发展的5大要素是：1，公平城市：平等宽容、反对歧视、邻里和睦、社区自觉。2，人性城市：社区安全、街巷迷人、商品丰富、服务到位、人民安居。3，绿色城市：崇尚自然、开放空间、生态设计、循环经济、绿色产业。4，便捷城市：交通便捷、教育普及、健康休闲、娱乐多样、网络覆盖。5，繁荣城市：经济活力、创造财富、人人分享。显然，伦敦的文化战略和整体战略是相互呼应、融为一体的。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伦敦这个巨型创新城市(creativemega-city)的战略目标定位：“模范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级城市”（Anexemplary，sustainabledevelopmental，world-classcity）；“卓越的创新文化国际中心”（Aninternationalcentreofexcellenceforcreativityandculture)。
东京文化发展战略
以文化作为都市魅力与活力源泉，建立起将东京文化资源与创造性活动相结合的有机结构，打造“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其具体目标有两方面。一、转换文化政策：从提供文化鉴赏机会转向完善文化创造环境；从完善文化设施建设转向完善文化创新传播功能和管理水平；从孤立封闭的城市文化事业转向建构外向型文化创造与传播网络。二，打造创新文化都市：追求的社会经济核心目标，由效率转向创造力，由经济富裕转向创新活力。
新加坡文化发展战略
1989年，文化艺术咨询委员会ACCA提出了新加坡文化发展战略两大目标。一，把新加坡建成全球艺术中心城市，21世纪亚洲文艺复兴关键城市，世界顶级适宜于生活、工作、娱乐城市，使其文化氛围适宜于创造性事务、知识经济、优秀人才的发展。二，为国家建设提供强有力文化支持，加强新加坡民族文化特征，珍惜文化遗产，使新加坡成为电影、戏剧、舞蹈、音乐、视觉艺术中心。为此，新加坡明确地把香港、格拉斯哥、墨尔本作为近期追赶目标，把伦敦、纽约定为远期目标，并且提出了关键性的政策配套措施。其勃勃雄心，是要建立“强大的亚洲第一文化都市”。
香港文化发展战略
香港特区文化委员会提交的《一本多元，创新求变》咨询报告，表述了香港文化发展战略：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开拓国际视野，吸取外国优秀文化，把香港发展成“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这个文化发展战略，涉及三个重要课题。一，香港市民文化身份认同。香港与内地在生活水平、教育制度、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差异，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历史过程，港府应通过公民教育加以推动。二，香港社会文化素质。香港城市社会风气会影响市民文化素质，市民文化素质又能塑造城市社会风气。三，香港文化传承。香港传统文化有浓厚岭南文化色彩，然而已经逐渐淡化，大众传媒塑造的流行文化，明显偏于商业化、庸俗化。流行文化与高雅文化又未能融合。港府应鼓励市民提倡中国传统价值观，丰富社会文化内涵，增强社会凝聚力。港人文化身份定位，应以本土文化为起点、中国文化为根源，并且拓展全球视野，充当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香港要成为“中国最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大都市”，在振兴中华过程发挥其独特作用。
三、多样性文化战略分析
比较以上5个城市的文化战略，丰富多彩，各有千秋。以创造性作为应对世纪之交社会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以文化创新来推动知识经济，这是5个城市文化战略的共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却更为明显。它们是以多样性的文化战略，来实现城市的创造性发展。纽约是全球首要金融商贸中心，它的文化战略，是以持续的文化创新来激活经济。然而，放任自流的文化战略，使纽约大众传媒偏于浅薄的世俗商业文化，对市民素质和社会风气不无负面影响，似乎不足为训。
伦敦的文化发展战略带有前瞻性、宏观性，是城市总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引导着总体战略的发展取向。这个发展战略纲要，经过市民群众公开反复讨论，并非出乎长官意志，而是体现了民众共识，因此能够把握住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合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值得借鉴之处。
东京长期接受欧美文化输入，本身文化创新辐射能力薄弱，是个消费性城市而非创造性城市。这是长期沿用以效率为核心的现代工业经济模式之必然后果。因此，东京以“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作为目标定位，着力培育文化创新能力，可谓对症下药，的确是明智的战略选择，颇有参考价值。
新加坡文化战略目标定位，是“全球艺术中心城市”，而且辅以相关政策配套措施和大量政府文化资金投入，因此成绩斐然，令人瞩目。新加坡的战略目标，是建设强大的“亚洲第一文化城市”，其雄心壮志固然令人钦佩，然而新加坡是个领土有限的岛国，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相比，没有深广的腹地作为依托，究竟能否成为亚洲首席文化之都，尚需拭目以待。香港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是“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强调文化身份认同、社会文化素质、民族文化传承，立足本土而放眼全球，把自己作为本乡本土和全球网络之间的接口。对我们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上海建设创造性城市的文化战略
上海曾经提出以“世界级创新城市”作为整体发展战略，以“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作为文化发展目标，这是一个总体框架。
从历时性角度考虑，上海第一次现代化转型（工业化）已经完成，然而观念、体制上有诸多缺陷，亟需认真补课；同时，上海又要集中精力率先完成第二次现代化转型（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为全国积累经验，建构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新价值观体系，起文化示范作用。
从共时性角度考虑，上海本身是小局，带动长三角是中局，提升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和作用是大局。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必须同时考虑这三个层面及其互动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人提出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建议如下：
到2050年，上海建成巨型创新城市(creativemega-city)，成为卓越的东亚文化与全球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到那时，上海应成为开放的（国际化程度高、吸纳辐射能力强）、法治的（党政权力与全体公民均处于法制框架之中）、先进的（具有知识经济时代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公平的（全体市民共创共享物质精神财富）、绿色的（高水平环境保护与资源循环利用）、繁荣的（经济发达、市场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城市（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城市，是对内（长三角、全国）、对外（东南亚、全球）文化吸收与辐射互动交流中转枢纽，是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市民文化素质较高的知识经济时代文明城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许多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往往偏重于硬件而忽略了软件。由一个工业时代城市，转变为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巨型创新都市，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转型，都以价值观念的逐渐演变为先导。正是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体制、机制和整个城市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突然切换，缺乏思想准备和价值引导，经济基础与观念体制上层建筑往往脱节。这是文化软件方面最棘手的问题。至于基础设施不足等硬件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有鉴于此，本人提出以下对策思路：（1）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确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公共价值观体系。（2）采取可操作的配套措施，逐步普及公共价值观，使其成为市民共识。（3）以公共价值观引导城市转型：以社会主义财富观引导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公平观引导社会发展，以社会主义权力观引导体制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统驭城市整体转型。掌握有感召力的公共价值观来凝聚人心、引导发展，是执政党文化领导权关键中的关键！ （人民网 200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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