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访谈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
——访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
记者：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越来越多地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交织在一起，对世界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首先需要了解世界文化发展动态。您认为当前我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蔡武：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确实比较复杂，既有非常有利的一面，也有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
第一，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
在全球化浪潮中，强势经济和强势科技助推下的强势文化，正在迅速改变着世界文化生态环境，对弱势文化带来巨大威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强调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的基本特性。于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就全球化对文化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潮流在世界蓬勃兴起。美国作家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互联网等信息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世界多元文化趋同，同时，更孕育着世界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巨大潜能。美国另一位作家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世界趋同的时代，却出现全球的“文化多元性”发展趋势。也有一些学者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文化发展，认为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很可能形成欧美文化区、东亚文化区、南亚文化区、中东与北非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区）、以色列犹太文化区等若干个重要文化区，这几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将成为主要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首次从基本伦理准则的角度，将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提上国际社会重要议事日程，指出了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各个群体和社会均有创造、传播自己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基本权利。这个宣言是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积极反应，表明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西方中心论，开始从基本伦理价值层面受到批判。这可以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发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重要的成就，预示着新的文化发展时代的到来。
第二，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日益凸显。
20世纪60年代，一些国家通过单纯的经济增长方式获得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由此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物种消失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引发人们对发展就等于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的怀疑。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和环境规划署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人类发展指数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20世纪90年代，印度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蒙加·森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人们能力的增强，而不仅是增加人均产出。它不仅包括人们对物质需求、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而且包括能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公共决策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阐明同一个主旨，即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为人创造一个享受和长寿、健康和有尊严地生活的环境。此后，建立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经济发展规则和经济新秩序，保证人类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展开竞争的呼声日益高涨。人类发展理念上的这种变化，使得文化发展被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阈之中。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尝到过依靠消耗资源、破坏环境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所带来的苦头。科学发展观提出来后，强调要改变增长方式，真正从片面强调GDP思想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要求充分发挥文化抚慰人的心灵的作用。胡锦涛同志更是明确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些科学的发展理念，顺应了历史潮流，凸显了文化建设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记者：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也蕴涵着各国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您认为我国当前文化发展的总体状况怎样？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蔡武：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得我国文化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第一，我国的物质基础日渐雄厚，制度保障日益健全，外部环境极大改善，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0.1万亿元，年均实现增长超过9%，是同期世界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进口总额居于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第一，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显著提高，为中华文化与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平等开展交流、对话，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正在形成。新的文化理念初步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启动了多年压抑的巨大内需，为扩大文化需求、刺激文化消费提供了有利契机。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达3200美元。根据国际发展经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将进入文化需求快速增长期。从国内市场看，由于受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年底以来，虽然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文化需求不减反增，出现了文化产业一枝独秀逆势上扬的反周期特征。2009年1—3月份文化产业平均增幅在17%，尤其是电影、图书和舞台剧，收入增长都在20%以上。从国际市场看，由于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对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兴趣日益浓厚，为中国文化产品和企业顺利进入海外市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四，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提供了机遇。全球性危机促使我国加快了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文化产业恰恰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化产业以创意为源头，以内容为核心，基本不消耗其他物质资源，对自然环境没有污染，是最具有可持续发展基础的环保节能产业；文化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度，能够增强产品和产业的文化内涵，提升产品的价值，延伸经济行业的产业链，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强大拉动作用；文化产业准入门槛较低，能够广泛吸纳劳动力，提高就业率；文化产业经济回报高，受益时间长，文化产品一旦受到人们的认可和消费者的追捧，就会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文化产业易与新技术、新载体结合创造产业新业态，易与新需求、新时尚结合创造产业新门类，是具有较强创新应变能力的产业。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对接，网络游戏、网络视听、手机文化、网络出版、数字节目、三维动画等一系列新兴业态发展迅猛，为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更多的传播渠道。
第五，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日益清晰，重点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宏观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微观主体活力不断增强，市场在文化产业中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逐渐形成。
虽然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文化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首先，面临着应对复杂局势和复杂环境的挑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面对社会思想的多元多变，文化工作围绕大局、凝聚力量、增强信心、引领各种文化思潮的任务更加繁重。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加紧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因此，巩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国外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伴随着西方的管理方式、资金技术、价值理念、文化思潮纷纷进入我国文化领域，这对我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我国文化管理方式、法制建设、人才竞争、价值观念均带来挑战。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不断放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参与文化建设格局的逐步形成，民营文化力量日益壮大，在促进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对国有文化单位造成了巨大冲击。
其次，需要进一步破除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旧观念。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文化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但在现实工作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例如，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没有把文化放到应有的位置。再如，在对待民营文化发展问题上，不少地方还存在以所有制身份论贵贱的倾向，存在“恐私”、“拒私”的思想。又如，在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中，一些地区和单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文化发展提供的新动力新条件认识不足，崇“事”恐“企”思想严重。还有些地方将转企改制简单片面地理解为甩包袱、推责任，在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这一关键环节上犹豫不决、裹足不前，极大地束缚了人们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第三，面临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挑战。当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根据中国社科院等部门预测，目前，我国文化消费水平仅为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1/4，文化消费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到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将占消费性支出的20%，农村居民将占28%，消费潜力巨大。相比之下，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仅从数据上看，我国文化产业总体水平不高，对国民经济贡献率偏低，2007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2.6%，而韩国占6.8%，英国占6.4%。
第四，面临着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的挑战。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日益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这对我们驾驭和应对复杂多变形势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安全正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据美国《信息周刊》称，全世界每几秒钟就发生一起网络攻击事件，在国际刑法界列举的现代社会新型犯罪排行榜上，计算机犯罪已名列榜首，网上“黑客”不断拉响数字安全警报。色情文化借助网络得到恶性发展，全球网络色情业的直接利润就达25亿美元。网络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十分普遍。这就要求我们加快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新趋势，积极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
第五，面临着缺乏有力的智力支持和完备制度保障的挑战。当前，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和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相比，还存在着很多不适应问题。同时，文化法制建设的步伐还比较滞后，目前，文化领域的立法，还只有一部《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在起草和内部审查过程中。此外还有《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11个行政法规，现行有效的部门规章仅30多个，政策法规的效力层次比较低。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相比，文化政策法规体系还不够健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的政策法规还不完善、不配套。部分政策法规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一些政策法规的执行和落实还不到位。
记者：面对上述机遇和挑战，要实现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应当有怎样的战略思考？
蔡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不断解放思想，结合新时期的新任务、新形势，对文化发展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我们把这种新的文化理念概括为八个方面。
一是在文化地位和作用上，要进一步明确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只有经济增长，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没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经济社会的发展缺乏智力和道德的支撑，是不可持续的，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二是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所开展的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尚。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具体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三是在文化发展目的上，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开展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首先，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开展一切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必须充分发挥文化在教育人民、引导社会方面的重要功能：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引领社会思潮，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再次，必须切实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检验、评价文化建设成效的根本尺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在文化创造和传承中的主体作用，保护一切创新成果，形成引导有力、激励有效、活跃有序、宽松和谐、不同主体踊跃参与文化创造的机制和环境，推动全社会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四是在文化发展动力上，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是文化创新体系的两大重要支撑。要深刻认识到，文化体制改革是新体制对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突围。没有这种制度性的突围，文化就不能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就不可能建立起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与富有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文化建设必须依托和利用科技进步，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推进文化内容和形式、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创新，提高文化产品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抢占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五是在文化发展思路上，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具有双重属性，既有教育人民、引领社会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有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的商品属性。因此，就有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区分。其中，公益性文化事业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经营性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症结，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准确认识和把握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不能片面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排斥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也不能片面强调文化产品的产业属性而忽略其意识形态属性。要分清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具体到操作层面，就是要一手抓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一手抓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这里要强调的是，作为政府来讲，我们一方面要履行监管职责，通过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来促进文化市场的规范有序；与此同时，还要着眼于长远，积极培育市场、发展市场、繁荣市场。
六是在文化发展格局上，要努力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对外开放格局。
我们的文化建设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为此，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格局。
一方面，要注重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利用各种民间资本以及海外资本进行文化建设，构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形成推动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要实行文化对外开放，必须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作用，同时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充分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
七是在文化发展战略上，要坚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强大，绝不仅仅只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增长，也包括软实力的增长；一个民族的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全党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任务。这是我党适应国际形势新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八是在文化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上，要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向前进，确保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从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还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应当顺应这种潮流，而不能逆潮流而动。这就必须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不移地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正确处理好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坚持主导、发展主流的关系，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保护创作自由，尊重个性，保护特色，鼓励开放，支持创新，宽容失败。
以上这八个方面，应当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理念，它集中体现了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路。
记者：在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处理好哪些事关文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
蔡武：开展文化建设，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文化发展建设的各个方面，处理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包含了传统基因和现代成分的连续实体。文化是动态的，总是处于嬗变与发展之中。
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现代文化的深厚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富足的同时，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回归传统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国学热的出现说明，虽然经过革命和政治运动，经过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们自觉地在向先人致敬，向传统寻根。我们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展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要用现代技术来提升文化建设的水平。一方面，改造传统文化产业，表现和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提高传统文化的表现力，实现内容、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使传统艺术形式获得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创作新的文艺形式和文化产品，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创造新的文化需求。
第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一方面，应当继续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化来丰富中国现代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糟粕与精华往往是共生的，企图简单地将其一分为二，将“优”的一面拿到现代文化中来，将“劣”的一面去掉，是很困难的。这就必须寻找新的解决途径。我主张“划界说”：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伦关系、诚实守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方面具有优势，要让它在这里充分发挥作用；而树立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现代化意识、文化多元意识等，则要借鉴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在现代文化建设中，则须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其他成果，并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新思想、新话语、新理论等，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创立新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三，处理好高雅与低俗的关系。
在文化和艺术上，谈论高雅与低俗的关系有特定的指向，那就是在艺术创作上要遵循艺术规律，作品不能仅诉诸于人的感官，而是要给受众以更持久的影响，能够升华他们的思想和境界。
雅和俗都是人的体验，受众不同，其标准也不同。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雅与俗又是不停变化的。近年来，我们宣传文化部门在如何评判雅与俗的问题上，一直在试图确立一个标准，或者说导向，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高雅与低俗，说到底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由谁来主导话语权的问题。精英文化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权，规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雅的，什么是俗的。随着个体意识的崛起，人们对权威的崇拜越来越淡化，精英的标准已经很难被大众接受。
其实，雅与俗并存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文化的多元性赋予人民选择的空间，而自主选择恰恰是权利赖以生存的前提。作为文化管理部门，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既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生动局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鼓励文艺创作和演出既要尊重市场规律，更要尊重艺术规律；既要注重文艺产品的商品属性，更要注重其意识形态属性，尽最大努力寻求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辩证统一的艺术创作与生产道路。
第四，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艺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与如何实现艺术的功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息息相关。艺术既有教育、引导的功能，又有娱乐、审美的功能。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既受到历史、社会、个人因素的制约，又具有可塑性，因此，对于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导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这与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满足”的题中应有之义。
着眼“提高”，才能真正地“普及”，而摈弃“提高”的“普及”，势必流于迎合与媚俗，抑或热闹一时，但终归“媚久生厌”。同时，提高不是靠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文化艺术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来实现的。寓教于乐，寓“提高”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之中，文化才能在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五，处理好引领与包容的关系。
文化建设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确立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关系到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与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多样化文化的发展，是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的一贯思想。
当前，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共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有人担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会造成文化专制主义，影响艺术繁荣，妨碍我们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这种顾虑显然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各种艺术流派；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求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只会有利于我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包容的胸怀，去学习、吸收和借鉴。
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提升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品质，有效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处理一元化与多样化的关系，既要防止“去意识形态化”，又要防止“唯意识形态化”；既不能用多样化冲击指导思想一元化，也不能借口一元化来“纯洁文化”。要在包容多样中立主导，在尊重差异中谋共识，在交流交融中一以贯之，形成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生动局面。
第六，处理好开放与防范的关系。
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不可能单独发展和独立存在，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文化“西强我弱”的整体格局没有改变。因此，如何处理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引进来与走出去、守得住的关系，如何在开放中防范外来文化入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处理开放与防范的关系时，我们要对中华文化充满信心。既要摒弃民族虚无主义以及妄自菲薄、食洋不化，甚至全盘西化、仰洋人鼻息、挟洋以自重的错误文化观念，又要防止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孤芳自赏、排外惧外、封闭保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念。我们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继承弘扬民族文化，保持和突出我们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百花园中成为盛开的奇葩，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
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又必须顺应全球化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时代潮流，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引进来”，勇于和善于吸收、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要认真处理好“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定律和“适应受众的思维方式、欣赏习惯、接受能力和语言特点”这一跨文化传播规律的辩证关系，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说服力和导向力。传播中华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都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两者不可偏废。
第七，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文化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能产生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经济效益，而如何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精神产品创作与生产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来说，就是要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不搞产业化。对文化产业来说，既要讲社会效益，也要讲经济效益。要鼓励文化产业在确保导向正确的前提下，争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当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又有一般商品的属性，要遵循价值规律。两个效益如何统一？
质量是必要前提，市场是基本途径。人们通过市场满足文化需求，优秀的文化产品，购买的人越多，社会效益就越广泛，经济效益也就越好。没有经济效益，文化产业无法实现再生产，社会效益就是空的。我们很多作品把领导当成基本观众，群众不爱看，经济效益无从谈起，更别说社会效益。但如果不讲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终也无从谈起。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八，处理好行政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行政管理和市场调节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二者在文化建设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职责，不能彼此混淆、相互错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文化部门行政配置资源的能力有限，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金、技术、人才等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支持民办、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公共文化领域，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
良好和有效的行政管理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重新界定文化管理部门的边界，从越位、缺位到到位。该政府管的，一定要坚决管住、管好。要维护文化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不断改进和创新管理，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科技等手段，积极稳妥地处理文化领域的问题。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失灵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文化服务。要进一步创新管理理念，强化服务意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善于在服务过程中更好地实施管理。 （人民网 201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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