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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俗 研 究
民俗，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功能是它在社会生活与文化系统中对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发挥的客观效用，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下面以安徽地区为例简要地分析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 在了解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功能与价值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民俗”和“文化”。钟敬文先生曾在《民俗学概论》中将民俗定义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在中国，“民俗”一词出现的很早，如《管子·正世》、《礼记·缁衣》中都曾有过记载。可见，古时人们对民俗产生的作用就十分重视。而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学者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他认为文化可以调节一切社会科学。他还进一步把文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即所谓“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两种主要成分，把文化与人创造的客观世界和本有的主观世界联系到了一起。 作为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安徽南北地域差异较大，文化、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不同的地域特征孕育了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而这些民俗文化本身的功能与价值也对这一地区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民俗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 “民俗文化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可以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到一起。”民俗文化对于社会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都有约束的作用，也是社会在良性运转中的一种非正式的保障手段。 在安徽地区，民俗文化的规范整合功能表现的最为突出的当属安徽皖南地区的宗族、乡约、家法等制度。在徽州，宗族组织高度发达，在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徽州宗族几乎控制了整个徽州的基层社会，各大宗族都有其一整套治理宗族的族规家法，对其宗族成员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徽州宗族沿袭着“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的习俗惯制，通过族规家法维护封建等级名分制度，调整着宗族内部的财产关系，维护国法、惩戒梗顽，使社会秩序和基层社会保持着稳定。社屋、宗祠和其它寺观庵堂为外在表现的地缘、宗教关系，对徽州社区的稳定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辅助以及补充的作用。 二、民俗文化的心理调适功能 文化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既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调剂生活。各种节日、游戏、民间工艺、宗教仪式，都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 在安徽，无论皖南、皖北，都具有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比如，滁州地区就有多种民间娱乐活动，民间舞蹈“狮子灯”、“秧歌灯”、“花鼓灯”等都极受老百姓的喜爱，丝竹管弦乐在这里也非常盛行。九华山地区及附近乡邻逢年或重大节日活动时，则喜以舞龙灯、狮子灯庆贺助兴，观者如潮，热闹非凡。徽州地区还有“赛琼碗”、目连戏、傩戏、采茶戏等颇具地方特色的游艺竞技活动。同时，安徽还有各种宗教活动，诸如“上九庙会”、“禹王庙会”、“琅琊山庙会”等等。这些都对人们的心理起到了重要的调适作用。 三、民俗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 民俗文化对人们的教化，是在人们一辈又一辈的传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的，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有着重大的作用。 人们按部就班的经历人生每一个阶段的人生仪礼，就是人们接受着外部世界的影响的最好证明。比如，诞生礼中的周岁仪礼，新生儿就会进行非常重要的“抓周”仪式，在长辈们会在桌子上摆上象征前途命运的东西，例如文具、书籍、纸币、尺子等，孩子抓到了哪样东西就预示着会有怎样的前途。“成年礼”则是为承认年轻人具有进入社会的能力和资格而举行的仪礼，它标志着一个人进入了成熟阶段，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转变。我国古代把男子的成年礼叫“冠礼”，女子的成年礼叫“笄礼”，分别在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六岁时行礼，男子行“冠礼”象征有了参加国事和家事的资格，女子行“笄礼”表示从此结束了少女时代，可以结婚生子了。还有一些民间的神话传说，同样也有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如合肥地区相传纪念包拯的包河中的“无丝（私）藕”，就是引导人们为人处事时摒弃私心等等。 四、民俗文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传统民俗文化中的许多禁忌观念无疑对维护生态平衡、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比如在徽州地区就有着对山水草木的堪舆信仰的传统，不仅作用于徽州村落的起源，在村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维护和改造上，也有着决定的作用。在徽州，山石草木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不可轻动。徽州许多家法族规中都有禁止私伐树木的条文，在徽州人的传统观念中，树木是可以保全一个村庄之“气”的。人们也会按照分水对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治理，这些治理，大都是在水口上进行。水口是古徽州村落建设中一项重要设施，也是徽州古村落的门户，通常在水流的出入口或其近旁，同祠堂、庙宇一样对于徽州人来说意义重大，不仅仅是整个村庄风水的咽喉；同时也是徽州村民认为兴旺发达与否的关键。在徽州百姓的观念中，水就是财富，因此需要在那里建造园林、建筑物等等，以锁住水口。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村落水源的保护，徽州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五、民俗文化的经济开发利用功能 现如今，民俗文化活动多种多样，人们一方面对文化进行着保存和传承工作，同时也对其进行着开发与利用，使民俗文化具有了经济开发利用的功能。 在安徽的许多地区，很多民俗事象都得到了开发，比如自1992年起就开展的淮南豆腐文化节，有力的宣传了我国的豆腐文化，弥补了在以前宣传不足的情形下，许多西方国家都以为豆腐是日本发明的错误观念。这一活动还带来了十分丰厚的经济效益，重点举办的产品展销会、商品交易会和经贸洽谈会成功的落实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战略，为豆腐节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继认定，也很好的宣传了我们的民俗文化，使这些民俗事象广泛的受到大众传媒等传播渠道的重视和宣传，为其保护和传承又增添了一层保障。近两年，安徽还开始举办“安徽民俗文化节”，广泛的吸引了各方来客，充分地展现了江淮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使“皖风徽韵”的独特魅力亮相世界。 千姿百态的民俗事项，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与人们的日常息息相关、不可分离，潜移默化地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由此可见，民俗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当今社会的良性运转中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中国期刊库 2014-05-22）
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看安徽民俗翻译 一、民俗与文化翻译翻译除了是源语言文字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包含了意象传递、交谈和融合等活动。吕亚娟在《浅谈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一文中提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翻译是跨文化的传播。文化翻译观则是试图研究和探索这三者之间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70年代初，随着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文化研究逐渐步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初“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尤其是尤金·奈达对于翻译，与文化关系论述的理论在我国翻译界的时兴，以及王佐良先生积极倡议把翻译研究与文体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学学派”一度成形。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佛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在合编的论文集《 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也指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趋势延伸并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走出形式主义的框框，应考虑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延伸。 二、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民俗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即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美国民俗学家查理·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正因为民俗和文化的共性，研究民俗翻译要置于文化翻译学范畴内；而民俗的特性又要求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和翻译策略来解决民俗文化翻译问题。 1.安徽位于我国东南部，从地理上看，它位于长江下游，深居华东腹地。东近吴越，西接荆楚，北邻齐鲁，春秋时称为“吴头楚尾”。这里自古是南北文化汇集碰撞之地。文明悠久的安徽人杰地灵，历史上有许多重大影响的思想、学派诞生在这里，使安徽成为中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安徽地形复杂，受风土的影响，民俗习惯南北迥异；区域文化，特色鲜明。安徽名山胜水遍布境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特别是独树一帜、充满地方特色的黄梅戏、花鼓灯、徽剧和傩戏等，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日，安徽民俗文化要走向世界，多语种的翻译活动必不可少。为符合安徽民俗翻译的诸多特点，安徽民俗翻译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征。 2.安徽民俗文化翻译策略，以直接音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出现在较多的地名、人名及约定俗称的民俗表达的翻译中。这一部分的民俗相关文化表达较为简短，口语化和本地化，不乏一些方言掺杂其中。译者通常为了贴近当地民情采取直接音译的方式固然合情合理，但是这种坦率且不加注释的直译却给译出语读者增加了不少理解困难。而有些民俗术语包涵多种文化暗指，并不源自音韵的模拟，这部分民俗术语的翻译就需要谨慎处理。例如以安徽籍艺人为主的四大徽剧戏班之一的“春台班”，译者译成“Chuntai Troupe”。春台，是一个典故名，典出《老子·道经·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指春日登眺览胜之处。因此，在翻译这类名词时适当地加入注解或许更有助于译出语读者了解安徽的民俗文化。 3.安徽地区有其独特的发展史、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负载着相关文化的词汇、成语、典故也大相径庭。尤其是实写与虚写相互掺杂，句式参差错落，大量的修辞手法融汇其中，译者往往无从下手。比如安徽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叫做傩戏，流行于安徽贵池和九华山方圆百公里的地区，是以驱鬼疫、祈吉祥为目的的请神送祖的祭祀活动。演出前后有隆重的“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朝庙”等傩事活动。在旅游英语中，傩事活动的过程被译成“The ritual procedure includes 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 Following the solemn ritual，Nuo drama is performed to entertain the spirits.”显然，“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与原文“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相比在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上出入较大，而对于文化意义的传递又存在变差。傩戏以祭祀祖先的目的为主，“神”则应被理解为“forefathers”而非“spirits”。 三、民俗文化翻译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语言环境 许多译者为了避免民俗文化因素被忽略和篡改常常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在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在仔细调研反复琢磨后的译法，即便难以面面俱到，但是也会得到认可。而囫囵吞枣的翻译态度则会带来误解。例如，戏钟馗是盛行于安徽徽州地区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形式，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同时也是除煞祈福的一种形式，民间对他有“除恶状元，镇邪将军”的美名。译文“the protector against evil spirits and demons，the hero capturing ghosts”中将“状元”译成“the protector”，“将军”译成“hero”似乎有些信手拈来，天马行空。毕竟“状元”所包含的“top”的含义以及“将军”所包含的“status”的含义完全在译文中被忽略了。 总之，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归化或异化，每一种翻译策略都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孤立的，而是应该互补长短，相辅相成。民俗文化翻译是两种文化移植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由于民俗文化自身的特点，其翻译过程必然充满艰辛，这要求译者除了精通译出语语言文化，对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语言文字也要有深刻了解，真正做到令译本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对话。 民俗翻译研究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锋，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研究民俗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诠释策略以及在译出语读者群中的接受程度，有利于文化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对传播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至关重要。 注：本文是河海大学文天学院校级人文社科项目“从文化翻译学角度看安徽民俗翻译”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单位 安徽省马鞍山市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中国论文网 2014-06-19）
安徽淮北地区民俗剪纸艺术探析 中国是剪纸艺术的故乡。安徽淮北地区文化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民俗文化积淀深厚，为该地区剪纸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剪纸艺术在淮北地区十分流行，各地都有不少剪纸名家，从风格上看，虽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异，但总体上讲，淮北地区的剪纸艺术还是明显地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具有我国南北剪纸艺术风格的兼容性。这一地区的剪纸艺术题材多样，构思新颖，既有北方粗犷豪放的特征，又有南方精巧秀丽的风格。由于淮北地区的剪纸艺术主要流行于民间，作者也多为地方农民，所以作品不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与其它造型艺术相比更具有民俗性。淮北地区的民俗剪纸题材主要有富贵吉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尊老爱幼、家庭和睦、花鸟鱼虫、田园风光、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 （《装饰》 2007年01期）
漫读《安徽民俗》 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民俗学界以国家“三套集成”编撰为发端，开始收集江淮大地上“散落的珍珠”——民俗文化的研究资料。但在那个时候，新时期文化刚刚开始，所以对民间文化的概念还仅仅局限于建国初到“文革”前十七年的“歌谣、故事”和“英雄”类的作品，数量相当有限，质量也有很多局限。但是，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复兴当代民俗文化学科的真正奠基石。没有这一批集中了全国几十所高校和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之力编撰而成的资料丛书为基础，当代社会学科中的民俗文化的蓬勃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对于民俗文化研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当代民间文化领域，与社会同步生长起来的“文革”后的文化已经形成崭新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建国初十七年连同“文革”时期的文化格局和状态。但从研究论文的实际状况来看，1980年代以来的民间文学成为当下当代社会学研究、教学的主要内容，被众多学人所称颂的百年壮举的“三套集成”，依然成为高校当代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撰写论文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怀念起这套现在看来已经过时、逐渐被人遗忘的资料丛书。从现实的研究状况来看，资料被忽视是一个大问题，由于资料不全面，研究的课题就受到限制，研究的深度也受到影响，学术见解的准确性更加无从谈起。所以，我在各种场合经常呼吁，希望有人能够出来牵头，重新编撰当代民间文学的资料丛书。现在自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在做这样的工作，但多半是局部的个案研究。 但我深深地知道，在当前如此浮躁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空气下，要做这样一项似乎简单的学术项目又谈何容易？只有退而求其次了，我对于民俗文化的研究的相关成果都抱有期待和支持。所以，这本《安徽民俗》（《安徽文化精要》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正是我所期待的。《安徽民俗》全书分八辑，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生产流通、居住家什、饮食服饰、游艺竞技、民谣谚语、信仰竞技等方面，脉络清晰地展示了安徽民俗的博大精深和多姿多彩的魅力，勾勒出安徽民俗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是一本融知识性、地域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的优秀读物。我认为这样的一本书就比较有价值，一斑窥豹，能够把安徽地域文化中的民俗的特点和内涵系统地反映出来了。 我们知道，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 民俗的特点是：是被视为“无文化”的人们的文化。各民族的习俗都有各民族的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特性。它和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直接的联系，从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从劳动人民的饮食起居到内心活动，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许多民间习俗，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民俗的内容丰富，形式生动多样，与社会的发展脉脉相扣。 民俗文化在国际上并非无足轻重之学科，特别是当今世界，由文化、信仰等原因造成的动乱和冲突，有增无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现实，使国际关系面临新的挑战。是“和而不同”，还是“同而不和”，民俗学同样要有自己的回答。 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那种影响着数以亿计民众的社会传统意识、文化积淀和生活习俗，将成为权力或政令控制之外的一种潜在力量。对这种“国情”、“民情”的认识程度任何，将影响着转型期中国的变革质量和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大众行为模式、文化心理、社会基础及其当下状态等方面问题的学科，民俗学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并将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 对此，《安徽民俗》的主编邢军认为，在此背景下出版《安徽民俗》，对提升我省文化品质和影响力十分及时和必要。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当下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最鲜活的姿态，发散出最强旺的生命力。因而这一时期我们搜集所得的民间文学资料，和民间文学趋于衰落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所能见到的民间文学相比，便有着格外珍贵的文化价值。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这份文化财富的价值将更显其辉煌。 我们将《安徽民俗》放在时下文化的平台上去解读，就会感知它的社会意义和文本价值。在这里还须指出，值得我们珍视的不仅仅是书中的民俗记录，还有它们的文化含金量。因为，文化的发展是以自然资源、历史资源、民俗资源为基本元素，“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此语境下，《安徽民俗》一书为我们研究当代安徽和江淮民俗文化提供一种文本。（作者：王贤友） （皖西民俗网 201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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