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述
安徽民俗文化发展概述
安徽位于祖国东南，地处长江下游，居华东腹地。东近吴越，西接荆楚，北邻齐鲁，春秋时称为“吴头楚尾”。因地理位置使然，而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历史上有许多重大影响的思想、学派诞生在这里，使安徽成为中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安徽地形复杂，受风土的影响，民俗习惯南北迥异；区域文化，特色鲜明。特别是“独树一帜”的新安文化（亦称徽州文化），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
一、历史悠久的安徽民俗文化
安徽之称始于清初，合安庆、徽州二府首字为名。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分为安徽、江苏二省。安徽虽然建省时间较晚，但它开发很早，历史悠久。早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皖人的远祖就曾在此繁衍、生息，1980年10月龙潭洞“和县猿人”头盖骨的发掘得以证明。
远古时代，安徽境内的淮北、淮南和江南，都曾经历过氏族社会阶段。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帝 “封皋陶之后于英、六。”英，在金寨县南；六，今六安县地名所本。说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时中原偃姓氏族已到淮河流域，由于夏民族南下，导致中原文化的大量涌入。大体上说，淮北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繁荣地，江淮之间是青莲岗文化的领域。
到了原始社会未期，安徽境内的淮北、淮南地区为淮夷方国及南下部落所建方国的领地，中西部以舒人为主，东北部以徐人为主。江南地区则为百越人部落的领地。
淮夷是东夷中的一个支派，夷民族发源于东北、是个以鸟为图腾的民族。据史料记载，商武乙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夷民沿海南下，先到达山东维岱地区，经过西周几次打击，南迁至淮河流域，主要分布在皖北、皖东和苏北。安徽境内的徐和舒为同系异支，在淮夷建立的方国之中，兵力最强，国土最广、文化最高的就是徐人建立的徐国。淮夷和原先到达这里的夏民族，在两淮一带从事农耕、渔猎，淮北种麦，淮南则饭稻羹鱼，并且有筑陂传统，当然只是村庄性小型水利工程。西周王朝多次派兵攻打淮夷。后来吴、楚强盛起来，在淮河流域开展长期争夺战，徐人和舒人摇摆于吴楚势力之下，最后被楚国所吞并。
远古时期，安徽境内的皖南地区，特别是山区，人烟稀少，近似荒芜，为百越人生息之所。夏商时，干人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一部分干人进入皖南，和当地土著的越人融合，建立了一些新的干越部落群体。据何光岳《百越源流史》考，“钺”是带木柄的斧头，越人就是使用钺以砍伐林木，以烧香为生的人直到秦汉统一中国后，干越人大部分融入汉族，一部分进入皖南山地而成为山越。
1949年以来，安徽文物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不仅抢救和保护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丰富了馆藏，而且揭示了古代一系列民俗文化遗存。20世纪50年代在亳县钓鱼台古址发现碳化小麦，80年代在含山县大城墩发现稻粒结块，说明当时安徽北部、中部氏族部落的生产水平和农耕的方式。特别是1979～198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潜山县薛家岗文化遗址进行5次发掘，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分石器、玉器、陶器三大类。石器生产工具有刀、斧、锛、凿、镞、铲、石球、砺石、网坠、纺轮等，大多经过通体精磨，刃部锋利，有的石刀、石铲孔眼外绘有红莲花果形图案，结构严谨，线条优美。其中九孔、十一孔、十三孔大型石刀是国内首次发现。陶器生活用具有鼎、壶、盆、碗杯、甑和壶形器等，其中多半具有独特的造型，显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陶器的制法由手制到轮制，陶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外表多为素面磨光，胎薄而均匀，形体浑圆，说明当时皖人制陶技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出土的玉器有环、璜、管、铲、琮，雕刻精美，图案对称，工艺水平很高。此外，还出土60多个纹饰、缕孔的陶球，腹内有丸，摇之有声，清脆悦耳，精致奇巧。这些文物，经科学测定为公元前3700—3000年。1987年，在江淮之间含山县凌家滩墓葬中，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玛瑙、水晶等随葬品700多件。特别有意义的是原始八卦图形玉器与玉龟同出一墓，这表明早在氏族社会的皖人就已形成了河图、洛书和八卦的观念，可见安徽史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进步的程度。
以上原始社会和夏、商、周遗迹的考古发现，在安徽可以说仅仅是开始，将来会有更多的发现，使我们上窥到淮夷、越人以及土著皖人更为丰富的民俗文化在安徽的遗存。
二、楚文化东渐对安徽民俗的影响
西周时期，崛起于江汉平原的楚国向东推进，公元前538年，打败了安徽北部、东部的淮夷逐步并吞了淮河流域的赢姓、偃姓的部落和小国，占领了安徽的两淮地区，当时江南为吴国领地，越灭吴后，吴地成为越地，但昙花一现，不久安徽尽为楚地。楚文化的东渐，与楚人的东进同步。随着楚人的东进，楚文化从汉水传播到淮水，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在时尚趋新的潮流中，这股新风逐渐吹遍江淮大地，其势如风行草偃。楚人东进得志，可是西境迫于强秦，连连失利。公元前261年，楚畏秦逼，迁都巨阳，即由湖北江陵迁至安徽阜阳境内，后又惧而东徙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为郢（国都）。楚国统治安徽长达300余年，并且到了后期，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转移到了东境，安徽成了楚人最后的归宿地。因此，安徽民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深深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原先安徽境内淮南和江南地区盛行土墩墓，葬俗与吴人、越人相同，一般不挖墓坑，平地封土成冢，墓底多垫石灰、烧土或草木灰，不见葬具。然而，在楚俗的影响下，到战国时期，安徽境内平地起冢的葬俗基本消失。由土墩墓改为土坑木椁墓无疑是葬俗一大变化。从六安和舒城两地墓葬发掘表明，战国早期墓葬铜礼器俱属楚系，椁周填青膏泥，亦为楚俗，为浓厚的楚风所代替。到了战国后期的墓葬，在文化面貌上与楚墓就难以区分了。
楚人迷信鬼神，巫风傩俗盛行。王逸在屈原《九歌章句》中说：“民信巫鬼而多淫祠。”《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谚云‘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以逐疫。”历史上安徽皖南一带，巫傩观念也是十分浓烈，民间迎神赛社活动中，“乡人相率为傩”，直到解放前夕，“跳五猖”、“跳鬼”、“跳魈”还较为普遍，各色人等头戴神灵假面，载歌载舞，驱邪纳吉。时至今日，在皖南池州一带还保留下来一种古老稀有的剧种傩戏。演出分三段体，即傩仪、傩舞——正戏——傩舞、吉祥词，演员带着面具表演，具有浓厚的巫风色彩，演出只限于祭祀活动。仅此，就可以看出楚文化对安徽民俗文化影响之深远。
在楚人的习俗中，存有对太阳的崇拜，对火的崇拜，对凤鸟的崇拜。楚人以六月六日为太阳做生日，安徽民俗至今保留了太阳会和有关太阳的禁忌，如男人不许对着太阳撒尿，女人不准把月经带对着太阳晒。楚人有拜火之俗，安徽民俗至今保留了“三十的火，十五的灯”；皖西潜山一带，婚嫁之日，新婚要沿路向人家索取火种。拜日、崇火，必然尚赤，安徽民间千百年来以“红”为喜庆之色。楚人崇凤，视凤为日中之火鸟，安徽民间保留了许多关于凤的传说，不少地名也冠以“凤”字，如凤台、凤阳等。不过安徽民间既崇凤又尊龙，反映安徽民俗既受楚俗崇凤的影响，又受越人和周人崇龙的影响。安徽的许多民俗事象中，都有与荆楚习俗相似之处，就连村庄的名称也受楚人念念不忘故都观念的影响。楚为秦所灭后，散居各地流亡的楚人，他们的村落也就称之为“郢”，所以安徽境内接近寿春各地的村庄至今还叫着“郢子”，如王大郢、张小郢、李家郢子等等，故有人把安徽民俗文化称之为“东楚”民俗文化。总而言之，安徽民俗文化在其早期深受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楚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开放气度，创造意识为皖人所汲纳，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两淮文化、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徽民俗文化就是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和长江以南的山越文化与楚文化、中原华夏文化的融合的产物。
三、从秦汉至明清安徽民俗文化的变异
秦灭楚之后，楚文化在安徽的影响依旧，在楚文化领域里，道家为楚国学说的主流，此时淮河流域道家学术仍处于尊崇的地位。秦亡汉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却创作了一部宣扬道家学术的经典——《淮南子》，推崇老庄，贬斥儒法，抵制独尊儒术。结果，刘安及其宾客以谋反罪惨遭杀害，株连达几万人之多。从此，儒家文化由北向南逐步占领安徽，形成儒道并存的格局。处于主流文化的儒家，也就逐步渗透到安徽民俗文化之中，促使安徽民俗文化的变化和发展。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种政治集团争战的结果，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安徽北部，孙吴占据长江两岸和皖南山区。随着汉人的南迁，江南开发，生活在安徽皖南山区的山越人与汉人的矛盾激化起来。当时皖南山区居民为“椎髻鸟语”的山越人。山越人的原始文化是单一的山越文化。山越文化的特征是“鲜知礼节”、“彪悍尚武”。三国时，皖南划入吴国版图后，山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以材力保捍乡土”，对抗孙吴政权。为此，孙吴与山越进行了多战争，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部将贺齐平定山越，山越人正式成为吴国的编户齐民，从而开始了汉文化与山越文化的融合。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因“永嘉之乱”，造成人口南迁的高潮。安徽皖南地区，特别是徽州一带便成为北方强宗大族求生避难的 “桃花源”，迁入皖南的中原人士较多，使安徽皖南真正进入较大规模的拓垦发展时期。北人南迁，不仅给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风俗习惯。原来土著山越人的尚武精神与中原士族“保捍乡土”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武劲之风”。《歙风俗礼教考》云：“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山越人也在与外来移民的融合中逐步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山越文化也就逐渐纳人汉文化系统之中，使皖南地区“俗益向文雅”。
南朝时期，佛教信仰在南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上至帝王贵戚，下至一般文人知识分子，都为这种包含着深奥而美妙理论的外来信仰所倾倒和陶醉，忘情地沉湎其中。影响所及沿江各地，盛行铸造佛像的风气。晋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还是一个小孩，在芜湖看见众人灌佛（造佛像），就把头上的金镜脱下，替他母亲来灌像。足见刘宋时佛教思想已普遍深入。到了齐梁，更为厉害，礼佛成为当时风俗，不仅“吸引清流”而且“炫惑俗流”。因此，至今皖江一带的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中还保留了浓厚的佛家味道。
南宋之后，对安徽民俗文化发展影响深远者当推程朱理学。南宋至元明清，安徽民间虽有各种信仰，但都是受压制的，惟有理学处于独尊的地位，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安徽，特别是皖江和徽州地区，形成“儒风独茂”的社会景观，不仅造就了影响中国文坛数百年之久的“桐城文派”和一大批享誉华夏的文人学士，而且使社会风俗为之大变，使颓弊的民俗有了较多的生气，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家之书，非经朱子编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由于狂热地推崇程朱理学，以“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茗州吴氏家典》）为荣，使徽州民俗产生深刻变化。如徽州商人，以理学的义利为立身处世的教条，因而“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为商业论理。程朱理学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因而在徽州境内出现大批的“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清代文学家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总之，程朱理学的传播对安徽皖南的民俗文化影响是深刻的，一方面起到了开风振俗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固了民俗文化的封建保守状态。
四、安徽民俗文化的分区与特点
安徽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其中长江、淮河横贯全境，自然地貌南北迥异。淮河以北，平原辽阔，阡陌纵横；江淮之间，西峙崇山，东绵丘陵；长江两岸，河湖交错，水乡沃野；皖南山区，迭嶂列岫，群峰雄峻。全省各种地貌类型均有分布，宜农宜林，物产丰富。由于安徽地处中纬度地带，天气形势多变，且地形多样，冷暖气团活动频繁，降水年际变化大，旱、涝、风、雹、冻等灾害较为频繁。特别是黄河夺淮，造成淮北地区水系混乱，各种灾害连年不断。旧时有的百姓“身背花鼓走四方”；有的玩皮影、耍猴戏，卖艺糊口；有的团伙结捻，举村外流，移民就食。1949年后，奋力治水，制服水旱。但灾害仍不定期袭来，威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不同区域的城乡群众生产、生活以及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给当地民俗带来深刻的影响。
淮河流域，地接中原，历史上战争和灾害频繁，民风普遍倔强尚武，正如《寿州志》记载：“民俗淳朴……习朴实而负气，性劲忌而轻生。”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孕育了一大批睿智多谋、气魄远大的杰出人物和慷慨悲歌之士，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惊天动地的事变，使天下诸郡翘首相看。长江两岸，鱼米之乡，男耕女织，俗尚勤作崇文。据《安庆府志》记载沿江丘陵山区时说：“男耕女织，质朴无文。黄发老人，有不识城市者。安土重迁，不善商贾，鲜厚藏而少巨富。”《和州志》在记述沿江圩区时说：“女工尚完坚，一经一纬，无文章交错之奇。男女尚垦辟，功苦恋本，无即山近盐之逸，市无嗤眩，工无雕彤，无游人异物以迁其志。”历时两百多年的“桐城学派”也就诞生在这里，享有“天下之章，其在桐城乎”的称誉。徽州地区，地狭人稠，重贾而好儒。“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民谣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明人王世贞说：“太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商人以理学为立身处世教条，因而称之为“贾而好儒”。正由于淮河、长江、新安江三大流域中孕育着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即两淮文化、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构成了锦绣安徽的历史画卷。
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历史地位的证明。安徽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多姿 多彩，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我们应对它进行科学的发掘和整理，有效地弘扬优秀民俗文化，并创造出新的民俗。
（安徽省民俗学会副会长欧阳发 2011-05-25）
安徽省民风民俗整体概述
从自然地理环境说，安徽地区位于华东的西北部，兼跨长江、淮河流域，平原、丘陵、山地俱全，河流、湖泊交错其中。全省共分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大别山山地、皖中平原、皖南低山丘陵五大自然区。在这些自然区中，城乡群众的生产、生活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其中差别最大的，则是淮北与皖中、皖南等地。就自然地理说，淮北一带，千里平川，一望无际，多为旱地，盛产小麦、杂粮；皖西、皖中、皖南一带，地形复杂，有丘陵、平原、山地、河湖，多水田，以产水稻为主。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和物产的差别，给当地民俗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人文地理方面说，安徽地区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淮北、淮南等地属楚文化流行范围，皖南等地属吴文化范围，这些也给当时当地的民俗以影响，这些民俗也成为楚、吴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安徽地区的民俗活动某些方面还保留了楚、吴文化（民俗）的遗风，如尚红色、崇鬼、拜虎以及少数男性的纹身（在手臂及胸部刺彩色龙形及字迹）等。
由于安徽地跨长江和淮河，地区的差异和交通状况的不同，所以南北民俗丰富多彩，各有特色。
淮北多为中原官话；口味咸中带辣，汤汁口重色浓，惯用香菜佐味和配色；“席上无酒不进餐”，喝酒猜拳行令，择筷打杠习以成风。因地近黄淮，灾害频繁，住居简朴，衣着朴素（老人爱穿黑、白、蓝三色），民风剽悍，“即使走险，也群起响应”，因而多出英雄人物，诚如梁启超所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而江淮地区，多为江淮官话；传统膳用沿江菜系（扬州菜），口味偏甜主鲜；但自清末“两湖”等移民的到来，既形成许多“方言岛”，又造成辣味东移现象，未冲击地区仍然是“晨行茶肆，食喜鲜甜”（如天长等地）；民风淳厚，言必包公余公（宋包拯、元余阙）；逢年过节，生老嫁娶，待客择居，更是古今参半，各取所需。
处于万山丛中的皖南山区，交通不便，方言支派较多，仅徽州一地而言，虽多说徽州话，但“同山不同音，问路带翻译”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村落仍然保存唐、宋古音古俗，有“中国古音活化石”之称。宗族深薮，崇尚儒风，“养子不读书，似如养圈猪”，已成为家规族训,所以千百年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他们所走之路是：学—官—商，或学—商—官。所以自宋以后，有“天下文人半徽州”之说。由于商业的繁荣，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这里又创造了以烹制山珍海味而著称的徽菜，闻名遐迩的徽剧，精美绝伦的徽州“三雕”（砖、石、木）艺术等成就，所以民俗尚文。
对民俗活动影响深远的社会因素，主要是经济水平。在解放以前的长期过程中，安徽地区的农村，小农经济处于统治地位，中小城镇工业落后，大都为消费城镇。在农业生产方面，技术落后，思想偏向保守，无论平地、耕田（地）、播种、施肥、收割庄稼等生产劳动，其生产技术和生产习惯往往是长期因袭，代代相传。反映在种种生产民俗上，也充满保守的倾向，严守“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矩”；并含有种种神秘的意味，把庄稼的丰歉归之于“田公”、“田母”、“土地爷”、“龙王爷”等神的意志；当自然灾害降临时，生产民俗中有种种祈神的法术，但缺乏防治灾害的有效方法，说明了传统生产民俗缺乏科学性和抵抗自然灾害的力量。由于小农经济基础异常薄弱，群众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十分珍惜物力，鄙弃奢侈，重视节约。如城乡群众吃饭时，不准小孩掉饭菜，如掉了，大人就要捡起吃下去。否则，便认为要受到神的惩罚，要“折寿”（短命）。这个食俗带有迷信的色彩，系受佛教的思想影响。服饰民俗同样重视节约，各地农村群众对服装极其珍惜，穿旧的衣服，甚至破衣服，也不肯轻易抛弃，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成衣后剩下的碎布片，也要搜集起来用做“百衲衣”，“百衲衣”是给孩子穿的吉祥服，也是一种节约服，就是这种服饰民俗的产物。
政治制度是影响民俗的另一重要社会因素。解放以前，安徽地区长期处于封建制度及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强化家长制，要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家长，视家庭为立国之本，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与家不可分。皖南的许多宗族祠堂就是这些宗法制的象征。从政治上说，国家要求建立严格的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秩序。反映在民俗活动上，就是家长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如传统婚俗中的“父母之命”，在决定儿女婚姻大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即为明显的例子。
社会意识对社会民俗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民俗的构成本质来说，各种民俗活动大都是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某种心态的表现。而这种心态有的是群众自己的意识形态，有的是由接受外来意识的影响，其中各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尤其给群众以直接的作用。在外来的思想中，还有宗教思想、原始拜物思想以及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儒家思想等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原始拜物的万物有灵思想，几乎成为传统民俗活动指导思想的核心。传统民俗中所信奉的民间诸神，可以说是原始拜物思想长期传播过程中的产物。比如淮河沿岸敬奉水神和治水的大禹，皖南敬奉五猖神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民俗的思想和文化内容不断科学化和健康文明；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政治运动，民俗活动趋向统一化，特色民俗活动减少。改革开放后，特色性民俗活动重新恢复和增多。
安徽地区的民俗文化，约而言之，可分为：物质生产民俗，包括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业等；物质生活民俗，包括饮食、服饰、居住、行业、器用等；人生礼仪民俗，包括婚姻、生育、寿庆、丧葬、家庭教养等；精神生活民俗，包括民间文艺、民间游戏、民间体育竞技等；岁时节令民俗，包括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以及纪念节日；社会集团民俗，包括家庭、宗族、亲戚、邻里、同乡、国家等；道德民俗，包括敬长、爱幼、关心公益等；语言民俗，包括行业用语、喜庆用语、哀伤用语、一般交往用语等；美育民俗，包括环境美化、个人装饰、美术爱好等；心理民俗，包括信仰民俗、禁忌民俗等；保健民俗，包括日常保健、疾病治疗等；社会陋俗，包括流传下来的种种不健康的习俗；迷信民俗，其中包括巫术民俗。
在这些民俗活动中，物质生产民俗，关系到每个家庭的丰衣足食，很容易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重视。在民俗中有关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是：祈祷丰收，预测丰歉，传授与交流生产劳动的技法。这些技法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技术，而是带有仪式的性质，也是表现群众心态的。商业民俗属于流通领域的民俗，与物质生产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物质生活民俗与城乡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居住、服饰、饮食、行业、器用等方面，为了渴求人生中的舒适、美满，产生了一系列的民俗。这些习俗体现了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丰富经验，他们视之为不可逾越的生活经典，而要当成传家宝似地传下去；另外，他们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和良好的前途，往往要寄希望于超人的力量（神）和不寻常的机遇（碰运气）。这就是说，生活民俗既是实际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又集中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望。
人生礼仪民俗是有关整个人生历程的民俗。人的一生，自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至老年，其中诞生、成年、结婚、生儿育女、寿庆以至去世，都是重要的环节。这些环节都各有其纷繁而独特的民俗活动。而诞生、结婚以及婚后的生儿育女，更是一般人生过程中的重大喜庆事件，要有系列的花团锦簇般地民俗活动。这些民俗，突出地表达了人生的欢乐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这些民俗安徽各地大体相同。
精神生活民俗是体现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民俗，由于建国以前城乡经济基础薄弱，群众文化层次低，文化设施落后的精神文化生活受到了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群众在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也需要精神文化；同时先辈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成果，又不断地传承下来，这样，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依然比较活跃，在春节等传统节日中，更加活跃。
岁时节令民俗是与农事活动、崇拜祖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安徽地区来说，地无分东西南北、山区平原，岁时节令的民俗活动，也是大同小异，活动的时间和内容基本规范化了。中国春节、端午、中秋被称为“三大节”，其民俗各具特色，各有侧重。春节是欢庆一年丰收的节日，是家族团聚的节日，也是改善物质生活与活跃精神文化生活的节日。春节期间，食品丰富，气氛热烈，城乡群众沉浸在欢乐的民俗活动之中。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别有一番历史情趣。中秋吃月饼，赏月色，陶醉于自然风光，又是一番生活乐趣。清明、中元、冬至三节，是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内容的节日；而清明临近春播，中元已届秋收，冬至已是秋粮入库的冬藏时节，又与农事活动息息相关。
社会集团民俗是表现人群横的关系民俗，万千群众处于社会之中，通过种种横的关系的建立，他们便联成为松散的整体。从而，产生了家庭、宗族、亲戚等系列的社会集团民俗。在此民俗当中，国家民俗不突出，但在实质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在社会关系民俗中，经常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家庭、宗族，其次为亲戚与邻里。
道德民俗是指城乡人民群众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共同反复实践，而逐渐形成的种种道德习俗。其中包括长幼之间、老少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等等的关系。
语言民俗不是指人际的一般对话，而是指的人们在特殊场合（如喜庆、哀伤）、特殊时间（如春节）、特殊行业等等方面的语言习俗。
美育民俗是有关群众爱美的生活民俗，群众不仅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爱美，在物质文化生活上也是美的爱好者；他们不只是美的观赏者，也是美的创造者。
心理民俗是表现群众心态的民俗。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有关对历史人物（多是神化了的人物）、民间神和自然现象等方面的崇拜，以及种种心理方面的禁忌。
保健民俗是历代传承下来的民间医疗保健技术和方法，其中不乏可贵的医疗保健经验，但也含有不少迷信的消极因素，这些偏于使患者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实质上只是起麻醉精神的消极作用。
社会陋俗是传承下来的种种不好民俗。其中大部以至全部民俗，都是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予以摒弃和改造。
迷信民俗，包括巫术在内，基本内容都属于迷信范畴，但长期传播，已成为一种特殊内容的民俗。人们之所以不自觉地用之于生活中，特别是处于困境时，人们往往借此求得心理上的安慰。
综观上述情况，不难了解，民俗文化是最能贴近农村群众等实际生活和反映群众心理状态的文化，也是最广泛地涉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文化，其群众性很强，也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谓复杂性，就是在传统的民俗里，健康的与愚昧落后的两种内容交织在一起。如何去芜存菁，即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原则下，凡是符合下列要求的传统民俗活动，都可以予以肯定、保留和发扬：一是能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如清明节的扫墓，是怀念乡土、祖先的仪式，含有爱祖国、爱民族的意义；二是能促进人民群众之间的友好团结，如春节期间的拜年，及亲戚邻里友好之间，互相往来祝贺，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三是有益于身体健康，如元宵节灯会的舞龙、舞狮，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既是文化娱乐，又是体育锻炼；四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情绪愉快，精神舒畅，能增强生活乐趣，如中秋节的赏月，重阳节的登高，人群徜徉于月色山光之间，富有诗情画意，足以陶情冶性；五是有益于改善群众生活，适当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如生日、节日的加餐，特别是春节、端午、中秋和国庆、“五一”劳动节等节日，城乡群众大多数人家都要举行家宴，有酒有肴，共同享用。妇女儿童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其他人也要穿上节日服装。节日衣食民俗已成为群众生活改善的一种标志。六是有助于搞好环境卫生，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如春节期间的家庭大扫尘，端午节的插菖蒲艾叶、搽饮雄黄酒等，都具有改善家庭卫生的作用。七是增强人际间的文明礼貌，促进社会风尚的好转。如城乡群众在相互交往中，在言行方面，种种礼貌，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人际间的和谐气氛。八是有利于发展民间业余文艺活动，在一些喜庆日子和生产季节中，群众为了欢庆生活幸福和预祝丰收，往往要情不自禁地讴歌，以抒发自己的愉快心情，如皖中、皖西一带农村耘草唱山歌，插秧时的秧歌，皖南、皖西的采茶歌这种活动对鼓舞生产情绪，很有作用。九是有助于劳动技术经验的传播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手工业、商业等行业师傅收徒的习俗，虽有行会的局限性，但通过他们授徒的传统习俗，使这些行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得以传播下来。十是能表达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希望和信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积极乐观态度，如在一些节日及生活民俗中，劳动人民很注意预兆，特别是所谓“吉祥之兆”，像饮茶时，发现茶杯中的茶叶杆子浮立茶中，即认定有客人到来的预兆，反映了群众的好客心理，亦即生活的乐趣。
不言而喻，民俗文化一方面有其保守性，另一面还有其变异性。建国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政治变革、经济基础变化以及思想领域的革命，无不给民俗以巨大的影响。安徽的民俗文化内容也有了很多变化，其显著的表现：第一是传统民俗方面，在婚、丧等民俗中，封建迷信的杂质减少了，健康的内容增多了；第二是反映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初级阶段的新民俗，逐步出现；第三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外经济文化的输入，国外民俗也随之传入安徽地区的中小城市和邻近城市的郊区农村，其中突出的是服饰和饮食民俗。在90 年代前存在的多种民俗活动中，传统民俗仍居绝对优势；在从国外输入的民俗中，也含有糟粕的杂质，因此去芜存菁，移风易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应成为民俗活动的方向。
（安徽文化网 200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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