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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理学
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曾起过重大影响的学派，而在新安的传播和影响尤为深，世称“新安理学”。理学的奠基人洛阳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婺源朱熹的祖籍均在歙县篁墩，故称其为“程朱阙里”。朱熹的母亲为歙县县城人，父亲朱松曾在歙县城南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入闽任政和县尉自署“紫阳书堂”，以“紫阳”名其居，朱熹亦题名其书房为“紫阳书房”。学者因而称朱熹为“紫阳先生”，称其学派为“紫阳学派”。朱熹从师李侗，接受程颐的思想观点，后加以发挥，建立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他融道 家和禅学思想入儒学之中，使儒学蜕变为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经典理论——理学。
他提出了“天”、“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朱熹所说的“理”，实际上指封建伦理纲常。而且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企图使封建伦理永恒化。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他曾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学行最著的徽州弟子有歙县祝穆、吴昶，休宁程光、程永奇、汪莘、许文蔚，祁门谢琏等等。这些学生，讲学乡里，推崇理学，使徽州成为理学影响最深的地区。南宋理宗把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加以推崇，追封死后的朱熹为太师、徽国公，亲自为歙县“紫阳书院”题额。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
元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竭力推崇理学。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教，子弟不以为学”，并在篁墩建“程朱三夫子祠”。当时，徽州“书院林立，以紫阳为大”，紫阳书院被视为传播程朱理学之圣坛。清代曹振镛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之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见者，必推我新安”。故徽州被称为“理学之邦”。新安理学家，除朱熹及其门弟子外，还有休宁理学九贤，歙县钱时、曹泾、郑玉、唐仲实、姚琏、吴曰慎，祁门汪克宽，黟县李希士。新安理学的主要著作，有解释程朱理学命题的《四书发明》、《太极纂疏》、《礼记集成》、《六典撮要》等。从南宋前期至清乾隆年间，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了600多年，对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熹提倡读书，认为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促进了徽州读书好学风气，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新安理学家恪守朱熹的义利之辨，强调“天理为义，人欲为利”，颂扬“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学子以之为书院之规，士夫以之为立身处事的教条，徽州商人“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为商业伦理。宋元明三代，徽州出了不少民族志士，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气节，也与朱熹的新安理学分不开。但是，理学的核心纲常伦理，新安理学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大批的“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这是理学在程朱桑梓之邦结出的恶果。
徽州朴学
朴学又称考据学、汉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析经书由文字训诂入手。徽派朴学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奠基时期（明末清初至康熙、雍正时期），这一时期由歙县人黄生开端，而由婺源人江永奠基。江永既博通汉学，又兼重宋明理学，既重考据，又善推理。在音韵学方面，他是清代音韵学审音派的开创者，成就最为卓著。江永一生著述宏富，列入《四库全书》的有27部173卷。他不谋求仕途，乐育英才，将毕生的学术成果毫无保留地传给他的学生戴震、程瑶田、金榜等人。这一时期，徽派朴学的治学特点是主实证、重考据，尤重从文字音韵角度训诂名物，在徽派朴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成熟时期（乾隆、嘉庆时期）。这一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朴学家群体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把徽派朴学研究推向极致，开创了乾嘉学派中的皖派。成熟时期的徽派朴学家主要有戴震、程瑶田、金榜、洪榜、凌廷堪、江有诰、胡培翚等一大批学者。其中戴震不仅是徽派朴学的杰出代表，而且是清代乾嘉学术的宗师。他们不仅承继了早期徽派治学方法和治学成就，而且进行了创新，发展了徽派朴学。
第三阶段是衰落、变革时期（道光至清末）。清道光后期，考据学日显繁琐僵化，从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从社会因素看，嘉庆、道光之际，清统治集团日趋腐化，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加上西方殖民者表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架式，使很多有识之士把眼光投向社会，迫切要求改变脱离社会现实的学风，极力提倡以学术经世，挽救社会危机。而晚清时期也出现了徽派朴学变革的代表人物歙县人吴承仕，他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经学和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学者。其学术成就为徽派朴学研究的更新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徽州朴学家治学范围广博，而具体课题窄而深。如黄生治学范围涉及经史子集，但具体研究都是从 文字、声义上入手。江永、戴震、程瑶田、俞正變等凡经学、史学、天文、地理、数学、音律等无所不通，但所选题目一般都很小，在这个题目范围内，务必把资料搜集齐全，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都极其精锐，如戴震考证礼制的十几篇文章便是如此。在治学方法上，徽州朴学家善于提出规律性的问题，求实求真，敢于突破前人旧说提出己见。徽派朴学家并不局限于考据范畴，考据往往只是手段，将文字训诂与名物制度作为工具，阐发“义理”才是目的。例如戴震就建立了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哲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程朱理学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揭露了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本质，从而把我国自宋明以来的反理学斗争，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徽派朴学的兴起推动了清代乾嘉学术的昌盛。以戴震为代表的徽州朴学家的思想浓度和学术水平是中国18世纪的高峰标志，徽派朴学不仅影响徽州，还成为整个清代的学术风气。自从徽州学术自立一派，师师相承，著书立说，枝高荫广。徽派朴学的学术传人也越过区域界限而遍布全国，影响之大，称盛一时。清史《戴震传》称戴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字学，二是数学，三是典章制度。戴震去世以后，文字学由王念孙、段玉裁继承发扬；数学由孔广森继承发扬；典章制度由任大椿继承发扬。王、段、孔、任都是戴震的学生，都是清代学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尤其段、王把戴震的文字学发扬光大，影响至今不衰。
徽州朴学重证据，故不遗余力的搜集资料，扩大资料的研究范围，用实物整理史料，开启了传统史料学同博物考古相结合的新路子。程瑶田为了搜集资料，曾四次到全国各地调查访问，用实物证实文献，又用文献考证实物。他把史料同考古结合起来的治学方法，是一种十分客观的科学方法，开启了近代考古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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