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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一统中国商界。在明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徽商，指由古徽六邑（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之人组成的从南宋时开始兴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经营商业之帮。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压力。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于是出现“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至今黄山还流传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久而久之，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明朝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在外经商。二是徽州本土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环境结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也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非常多。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也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他们只有把这些东西输出去，方可换取徽民们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其生活需要。三是南宋王朝迁都江南的契机。徽州紧靠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徽商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万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贾出现。四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着徽商对商品的运输。
徽商经营物类很广，“其货无所不居”，而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首先是盐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徽人业盐开始于宋元，盛于明中叶，特别是“开中折色法”实行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盐业。“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如歙人江春，业盐扬州，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数千，一夜造成“三贤祠”，乾隆爷见后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如乾隆时，仅北京就有徽人开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第三是木商。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最后是典当业。“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徽州典当，强调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
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有高明的经营艺术。贾儒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特点，由此决定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为求商德，徽商以诚待人，“忠诚立质”，广得人缘。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质量，“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清婺源商朱文炽贸茶珠江，每当出售新茶过期后，再贸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也是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要秘诀。明中叶，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有商德外，还必须工心计，多谋略。徽商还特别注意对外广交谊，结人缘，对内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徽商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徽商从南宋后开始崛起，至明清达到鼎盛，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钻天洞庭遍地徽”说的是徽商在空间上的影响，即徽商无孔不入，足迹遍天下。徽商足迹遍天下，首先是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举北京说，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远及僻远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徽商不仅在大陆做生意，还贸易海上，足迹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当时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贸易实属走私，因此屡遭打击。王直于是结集自己的海上武装，与官府作对，竟借居日本的海岛，自立为主，自称“徽王”，啸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乱”。谚语“无徽不成镇”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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