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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思 想 与 群 众 路 线


创建群众路线的毛泽东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
    众所周知,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他1930年提出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论断之前,他就已经把调查研究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明确地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日后毛泽东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调查研究实践相结合。
    对于战争年代丢失的几份重要的调研材料,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他曾经说过:“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七年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这几份丢失了的调查,包括1927年初他到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进行的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这批原始调研材料经过杨开慧的整理,后来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重要根据。
    在调查方法方面,毛泽东也有自己一套。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常常召开座谈会、调查会,这种会不是一问一答,而是唠家常的方式,每次座谈会请来的人不超过七八个,但是各种行业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他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根据曾志的回忆,1929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攻下长汀城后,邀请了当地的佃农、裁缝、教书先生、老衙役、钱粮师爷甚至还包括当地流氓头子等六类人来参加调查会,了解当地情况。在长汀期间他还约请当地的工人、手工业者来开工人座谈会。而且毛泽东还特别重视语言沟通的艺术,1929年他为红四军干部制定《教授法》的时候,专门有一条规定就是“说话要有趣味”。他主持的调查会,常常逗得老乡们哈哈大笑,气氛非常轻松。气氛活跃了,老百姓才肯说实话。
    毛泽东带头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把它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正如他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写道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1943年,延安开展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毛泽东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对其中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当时,许多受了委屈的同志起初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大伙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同时增进了团结。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1年1月,江西瑞金苏区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即提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毛泽东一直坚持这样的作风。他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1951年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案之时,毛泽东看了送来的相关文件后说:新中国刚刚建立,他们也是一路红小鬼过来的,现在居然搞贪污腐败,变了。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要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件事。他批示完,把文件退给秘书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要下这种决心,首先自己屁股必须干净。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有一次他在中南海办公室搞整风,发现很多问题,主要是少数工作人员占小便宜,多拿多要地方的土特产等。毛泽东很重视这个事情,说:凡是占了便宜的,一律沿路给各省退赔。但是经济上的退赔,不让你们个人负担,全部由我的稿费里出。他还说: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跟在我身边,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不要打我的旗号。
    不仅如此,毛泽东也很注重防范滥用职权。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曾请求毛泽东推荐时任长沙某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柳直荀烈士的遗孀)去国家文史馆当馆员。然而,此事却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他于1954年3月2日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

(《新天地》 2013年12期)    

毛泽东群众观——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

    一、毛泽东群众观的主要内容
    (一)群众观点
    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为了群众”是群众观点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谈论到党的宗旨,认为:“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把党的宗旨科学阐述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对于如何检验党的工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在谈到共产党权力来源时,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因此:“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向人民负责与向党的机关负责是一致的。
    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主张尊重群众,相信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提出经典论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相信群众和相信党,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把人民看作是“先生”,是“英雄”,主张向人民群众生动的生活和实践学习。1941年在论述调查研究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心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论述道,“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二)群众路线
    1929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红军“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一词。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决策要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这是“到群众中去”思想的产生。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张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产生了“从群众中来”的思想。总结整风运动的经验,毛泽东1943年在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对群众路线做了全面和科学的阐述: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灵活运用于党的群众路线之中。
    二、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
    第一,为民,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民,就是要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前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淡薄甚至缺乏,因此,“为谁”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毛泽东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他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毛泽东在谈论党的权力来源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要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胡锦涛强调:“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用来为自己谋私利,要始终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因此,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公权公用,则造福人民,公权私用,则祸国殃民。
    第二,务实,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务实,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务实要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情做起,力戒空谈,空谈误国、实干富民、实干兴邦。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在《必须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中,毛泽东再次系统阐述这一问题,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因此,党员干部要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忌为了个人的升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豆腐渣工程”。口号是空洞无力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只会割裂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是要坚决克服的,只有给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富民、兴邦才能最终实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带着深厚的感情做群众工作,千方百计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第三,清廉,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有力保障。清廉,就是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切实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建议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由于上层生活腐化, 贪图享乐, 不求进步导致最后灭亡,党员干部要吸取历史的教训,做到胜不骄。1945年,对于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毛泽东回答道:“依靠民主,依靠人民,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之际,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今天,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任重而道远:首先,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锤炼,引导其勤俭节约、谦虚谨慎、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清白做人、干净做官,克服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第二,支持和鼓励网民对贪官的揭露,不能轻视、不能敷衍,要认真调查取证,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厉惩处,决不姑息。第三,推动廉洁政府建设,完善政府的民主决策机制,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动政务公开,完善和落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防止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

(摘自《大观周刊》 2013年04期)    

毛泽东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创造性贡献

    一、从世界观高度阐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为群众路线奠定理论基础。
    作为思想家,毛泽东毕生在思索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治乱之源、求大同之境的一次次思考中,他找到了社会发展的关键,确信人民群众决定历史进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坚定地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由此他把党领导的革命看做人民群众自己的斗争,对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和生动的比喻:比如,认为人民群众是任何敌人打不破的 “铜墙铁壁”;是八路军不可缺少也必须倍加爱惜的“眼睛”;是能够和共产党一起搬走两座大山的“上帝”;是种子(即共产党人)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地;是鱼(指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水”。正因为始终相信人民群众的作用,毛泽东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找到最可靠的依靠力量,并科学论证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从思想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
    二、指出党的领导作用是动员、组织人民,解决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相结合问题,阐明了贯彻群众路线的目的和实质。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统一的。他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因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所以从根本上讲,人民群众的斗争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然而,人民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需要先进力量的领导,离开先进力量领导,群众斗争找不到正确方向。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如此,直到共产党出世后,这种情况才改变。为什么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群众?首先如同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绝无私利可图,党代表群众根本利益;同时也由于党以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党的先进性即根本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党应当、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而这种领导作用与剥削阶级利用群众的做法完全不同。毛泽东指出,剥削阶级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我们不同,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一部分,要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这段话生动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目的和实质,即动员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就在承认、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为了群众与依靠群众统一起来了。坚持二者的统一,既为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找到领路人,又为共产党找到最根本的依靠力量。
    三、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运用于群众工作,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解决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问题。
    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的关键在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至此,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相统一,毛泽东使党的群众路线有了完整理论形态和明确的工作要求,也为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群众基础。实事求是是党的生命线,党的一切政策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反映了实际,而群众的利益愿望、群众的斗争是最大的实际,联系群众与联系实际是完全统一的,总结群众经验是最根本的联系实际;脱离群众也就脱离了实际。毛泽东阐述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凝聚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路线错误和政策偏差,原因在于工作指导上脱离实际,为什么会脱离实际?除了认识方面的因素外,一个原因是脱离了群众,没有正确反映群众的利益、需求和愿望,以致陷入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党史上,毛泽东最早把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为坚持实事求是提供了重要保证,也为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政策奠定了基础。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
    四、注重作风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为贯彻群众路线提供重要保证。
    贯彻群众路线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党情,封建残余思想会侵入党内,集中表现为对人民群众的官老爷态度。毛泽东多次批评这种错误态度。他指出,“共产党人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进一步把贯彻群众路线和全党的作风建设相联系,以树立优良作风、克服不正之风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主观条件。在党的七大,他根据历史经验概括出“三大作风”。优良作风是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条件。经过延安整风和七大的概括,全党对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的三大作风有了更高的自觉,作风面貌焕然一新,保证了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五、高度警惕党执政后脱离群众的危险,提出依靠民主监督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宝贵思想;对此进行不懈的探索。
    执政前党处于敌人的残酷迫害中,联系群众、争取群众的保护支持是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时全党多数同志对于依靠群众、贯彻群众路线保持了自觉性和紧迫感。执政后情况有了变化,还能否一如既往地贯彻群众路线、得到群众拥护呢?在延安时期的“窑洞对”中,黄炎培就提出了所谓“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的深刻命题。对此,毛泽东很有信心地回答,我们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周期,这个新路就是民主。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路线是和民主建设高度契合的。党执政后,一定要建设高度的人民民主,唯此,才能真正贯彻群众路线,防止党脱离群众。从1950年代起,毛泽东对这个与党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并贯穿他的后半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了民主集中制,指出无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接受群众监督,允许群众批评,领导者不接受群众批评,最后要垮台,演出“霸王别姬”式的悲剧。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问题。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指出了可以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执政条件下的党与群众关系问题,极大地有利于防止党脱离群众。可贵的是,为了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毛泽东还初步考虑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问题。1956年党的八大把坚持民主集中制、贯彻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命题,做出了若干规定。
    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毛泽东执政后对群众路线的探索,未能按照正确的方向坚持下去,然而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活动家的功绩,不是看他们没有提供的东西,而是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多提供的东西。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探索具有不容质疑的科学性和开创性,其理论形态是完备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实践中发挥了凝聚人心、动员组织群众、贯彻党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的巨大作用。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留给我们党宝贵的财富之一。(作者:姚桓 全国党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理论网  201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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