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论 研 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发展状况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对毛泽东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979年至1981年6月为拨乱反正和探索研究阶段;1981年6月至1989年为多领域开拓研究阶段;1990年至1993年掀起新的研究高潮;1994年到2000年为深入研究阶段;2000年以后至今为新世纪新的研究阶段。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高潮不断,并且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特色。
一、第一阶段:拨乱反正和探索研究阶段(1979—1981.6)
1978年之后,思想理论界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理性化是以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契机,《决议》通过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的定位问题,这对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学术研究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日趋理性化。
这一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如何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所犯的政治错误;否定毛泽东晚期所犯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以及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如何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来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旗帜。
主要成果:
1979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胡取园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文。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上发表鸿武、镜江的《发扬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学风》一文。这两篇文章都讨论应该怎么样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
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兴国等人撰写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首先突破禁区。
二、第二阶段:多领域开拓研究阶段(1981.6—1989)
这一阶段,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建立起来。产生了大量宣传、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作品,其中不乏学术性强的作品和探索性作品。这一时期不仅研究和探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也探讨了这一体系下的各个子理论,如哲学、教育、文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这一阶段可谓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多领域扩宽阶段。
主要成果:
1981年10月,首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会在广西桂林召开,预示了一个开创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局面行将到来。桂林会议实事求是的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探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基本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方向、方针和方法,交流了学术成果,大大激发了学习、宣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893年是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首次全面、系统地阐释毛泽东思想的著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郑德荣等撰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是讲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毛泽东思想史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哲学方面,出版了雍涛等著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刘梦义等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另外还出版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研究》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等等,这些都是系统的研究毛泽东思想及其某个组成部分的成果。四川省科社院、四川省社联等单位主办的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也创刊发行。
1988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和学术界都把这10年来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运用作为研究重点来进行总结,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学术交流活动更加活跃。
1989年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呈现出繁荣现象。关于毛泽东生活的纪实文学、毛泽东传记、回忆录等出版物被广泛购买和传读。人们开始了解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从细微之处了解一代伟人的高尚人格和情操。
这一时期,我国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引起了国外的关注。这一时期中外之间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交流开始增多。
三、第三阶段:研究高潮阶段(1990—1993)
这一阶段迎来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高潮。这一高潮的到来既与1989年兴起“毛泽东热”有关,也跟即将到来的毛泽东100周年诞辰有关。
1990年,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学哲学的号召,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顺着89年“毛泽东热”的东风,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开展了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入认识。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在理论界引起新的重视和研究,在90年成为热点。
主要成果:
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这年7月,出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把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推向了新的高潮,使得“毛泽东热”持续升温。
1992年:关于有关毛泽东生平、事业的传记、纪实文学的出版多达数百种,学术论文100多篇,著作10余部,影视界也只做了不少再现毛泽东形象的影片。本年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对半个多世纪来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的总体性回顾和述评。它集中表现在石仲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述评》。
1993年:毛泽东思想诞辰100周年纪念。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达到顶峰。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发表了大量文章,还出版了数十部学术丛书。与此同时,出版了几部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情况述评的著作,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没有的现象。随着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中外学者互访活动的增多,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被介绍到国内,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从而对国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和考察。
四、第四阶段:深入研究阶段(1994—2000)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各种著作系列已出版出齐,这为人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同时催生了对毛泽东著作和准著作的研究。这一阶段人们的研究更是广泛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各个领域,并且更加深入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各分支学科,学者们在不断耕耘中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主要成果:
1996年6月,第八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在东营市召开,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40周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1997年5月,第九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市召开。1998年10月,第十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在湘潭市召开。这年底,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5周年,改革开放20周年,召开了“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讨论会。
五、第五阶段:新世纪新的研究阶段(2000至今)
随着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建党90周年的临近和到来,国内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更趋活跃。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和深化,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和专著。截止2010年6月,国内发表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的论文12000余篇,正式出版的各类著作近200部。
主要成果:
2008年12月,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学术研讨会,参加者有来自全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不少中青年学者在会议中崭露头角,表现出较强的研究潜力。
2009年9月,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为更好地凝聚、组织和指导有关研究力量,开展经常性、长期性的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和宣传阵地。一些地方性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开展了一系列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如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2008年9召开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
2009年11月四川省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60年”理论研讨会,有四川省内外3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100余位学者出席。除学术机构外,一些企业,也自发开展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下,毛泽东思想研究不断掀起热潮。
(摘自《山西青年·下半月》 2013年06期)
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效性
历史条件
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时,先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它是基于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及结合我国国情基础之上的,是对我国及其它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这些条件都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及社会背景不同。
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思想是在总结我国关于革命及历史经验的情况之下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峙的背景下,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怎样获得民族独立及人民解放,怎样实现人民富裕及国家繁荣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两个重大历史任务。
只有先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为了使第一个问题得到解决,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实现了第一次飞跃,真正与我国实际国情实现了第一次结合,其成果主要体现为孙中山先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它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及革命,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为了解决第二个任务,毛泽东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初步探索,进而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先进理论。
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结合仍是在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下进行的,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当时的时代变化。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人民共同期望世界和平发展,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方向转换。但毛泽东并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一转换,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沿用了其革命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战争时代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及“冷战格局”给世界造成的紧张局势,毛泽东认为新的大战随时可能打响,于是制订了“备打,早打,大打”的战略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思想也囊括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探索,但从结果方面来看,起成熟定型作用的仍是其革命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产生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之中得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显然是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背景有着极大不同。“冷战”后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实现了巨大跨越,这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发展与和平,所有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解决。
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优越性得到最大体现,随后,我党先从打破体制方面入手,立足于摆脱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障碍,实现了多个历史性跨越,逐步形成了“四个统一”目标、“四位一体”总布局、并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我党发展的基本路线。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确立,大幅提高了生产力,民主、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发展和丰富的根本原因。
时效性
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首先要辨析“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它是一种总体性的评价,也就是说整体上要社会主义模式,由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物,就当时情况而言,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无疑充当了这个角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逐渐摆脱了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将这种模式予以中国化,但就其影响而言,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局限,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来说,它都没有冲破传统的苏联模式。
1949年成立之初,我国完全照搬苏联套路。从历史来看,1955年冬天,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开始对此进行批评。但1956年开春,“以苏为鉴”的口号再一次被提及到,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即要克服或避免苏联现行体制的弊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第二次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找出符合我国建设的道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摸索中,毛泽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先后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工业化道路”等相关思想,这些论述都为我国日后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起点。
二十多年的不断建设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然而,这期间也存在着重大错误,首先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造成了极端的“大跃进”思想;其次,政治上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带来了极端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此类失误也为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借鉴及教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因为有这些失误存在,才为之后我国建设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历史性证明。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的形成表明我国已经冲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进而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模式,实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内容,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创新突破。
从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来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无论是从其理论主题,还是其所处时代特征方面来看,都具有一脉相承的特性,属于同一体系,这里所说的“一脉相承”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脉。
此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性质的理论体系其主干内容的连续性及继承性都很强,比如“一国两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平与发展等相关理论,它们基本都源于邓小平理论。我们的发展不只是继承,有些内容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创新性质,不管是从继承性还是连续性方面来讲,都反映了实践发展与时代特性,都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原则之下的中国化过程。
然而,就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与其当时所处时代特征方面来说,它与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很大的直接联系。当时我国正处于东西方政治、文化、经济等交锋冷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即是战争与革命,由此,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等是当时我国对外方略的主要特征,并且就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和理论方面来说,毛泽东思想与其很少出现重叠及一致的现象,甚至共鸣都较为少见。
同时,毛泽东思想还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后者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将我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是对毛泽东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继承。(摘自《人民论坛》 2013年05期)
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是现代中国的文化伟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文化建设。他站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面向世界,紧扣时代的脉搏,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文化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一、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依据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要斗争任务,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独具匠心地提出一系列“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实践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一)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创新的民族性。毛泽东站在时代的前沿,放眼世界,清楚地看到,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同时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化、融合也在成为极普遍的现象。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带有本民族的特点,在交流、融会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主体和特色。因而,在指导中国新文化建设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中国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应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中。
(二)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方向。毛泽东所向往和追求的新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要实现文化的大众化,就要确立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包括了为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群众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服务。随着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也不断增长,为了便于人民掌握文化知识,进行了汉字简化,开展文化革命等工作,为大力繁荣和发展新文化,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中国文化建设出现了新局面。
(三)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毛泽东认为,文化发展不能割断历史,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样不能离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凭空产生,只能来自对历史文化的扬弃,并糅合到现代文化结构中。毛泽东一再阐述,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保持文化的科学性。毛泽东认为,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目的是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因此,毛泽东多次强调,对待传统文化,一定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实行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既要反对食古不化、盲目推崇,又要反对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的民族虚无主义。
二、首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毛泽东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于1956年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方针,并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这个方针的确定,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对这一方针的系统阐述,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双百”方针是在党和国家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下提出的。无疑是试图摆脱旧有苏联模式,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事业的新道路。
三、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体系的思考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时期思想和道德建设作出过较为系统而精辟的论述,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建设,特别是伦理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理想的精辟概括和根本规范。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而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的创造性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更应该强调全党同志和广大干部要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二)提倡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伟大气魄,及时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空前宏伟的革命事业。为了摆脱和战胜种种曲折、困难和矛盾,毛泽东要求全党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高度,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同时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是动员人民群众进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保证和指导原则,只有继承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干部队伍才能纯洁优化,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也才能激发起广大群众对党的无比热爱的真挚感情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进行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针的道德教育。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确定了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的方针。建国后,他仍以这一思想来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状况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关系。他不仅揭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是整个社会的共同事业,并且亲自领导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运动。其中,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成效最为巨大,影响最为深远。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历史上,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共产主义教育事业中,毛泽东首先提出“党风”的概念,并对党风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经过大浪淘沙般的历史荡涤后,在众多的文化理论中脱颖而出,真正担当起开拓中国文化发展出路的重任,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引领当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航标。
(摘自《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3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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