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 思 与 研 究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应记住什么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日本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对华侵略战争长达半个世纪。八年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50年反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也是鸦片战争后百余年抗击外国侵略的胜利。
在纪念这一历史性胜利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除了不忘国耻和敦促日本人反省外，更重要的是要反省我们自己，从过去不清醒的认识中清醒过来，永远不忘历史教训。
一、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
过去中国长期老大自居。日本人的侵略才使国人认识到，腐朽、落后的大国会受到先进、强盛的小国欺负。
 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版图约1150万平方公里，而日本只不过是不到40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清朝的人口也十几倍于日本，资源更是无法相比，但清王朝敌不过小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地赔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全境。1937年“七·七”事变后，小日本更是得寸进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当然，先进、强盛的小国，侵略、奴役腐朽落后大国，并非始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在那之前，鸦片战争中，比日本还小的大英帝国开着军舰从西半球远道而来，就轻易地打败了神秘的清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在更早以前，同样是这个小岛国只用7000士兵就制服了比他人口、土地和财富大得不成比例的印度，统治奴役这个文明古国差不多300年。
经济总量大，也不代表国力强。单以经济总量算，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居于世界前列。据美国经济史学家史迪森研究，182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总量的28.7％，比英、法、印度三国总和还多，直到1860年英国才赶上中国。但这并没能阻止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93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同日本相比是1︰0.56，同样没能阻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为经济总量并不反映经济质量的优劣。中国当时是农业经济，代表那个时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几乎没有，尤其是对战争胜负起关键作用的武器更是无法与人家相提并论，大刀、长矛和笨重的土炮怎能抵挡敌人的洋枪洋炮和军舰的进攻呢？
所以，国家的强弱，主要看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先进还是落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再加上制度先进，经济发达，那它无疑是强国；否则它只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弱国，难免受欺负，甚至受小国的欺负。这是无情的历史事实。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容易滋长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轻视敌人的麻痹情绪，缺乏图强精神和忧患意识。这一历史教训极其惨痛。
二、不能忘记，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坚强有力的政府。
两国开战，首先是两国统治集团（政府）意志和胆识的较量。谁示弱谁必输。中日五十年军事角逐表明，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年）表现是不及格的、令人失望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攫取东北地区进而灭亡中国、征服亚洲野心计划的重要一步。但蒋介石政府却表现得比甲午战争时的清政府还软弱，不敢与日本碰硬，奉行“不抵抗政策”，还恶狠狠地威吓“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军力不过1.7万人，而中国在东北留守部队有25万人，其中正规军14万，装备也不差，结果蒋介石一声令下，全部撤到关内。这种灭自己志气，长敌人威风的错误政策导致的恶果是：日本像秋风扫落叶似的仅用4个半月就占领了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半的东北地区全境，使我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从此，富饶的东北成为日本进一步进攻中国的根据地。
紧接着，1932年日本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把进攻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的心脏。1933年攻占山海关，突破长城防线，直逼京津，中国军队步步后退，向日军敞开华北大门。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展开全面对华战争。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六年历史告诉国人，蒋介石国民党的的屈辱退让政策，不能换来苟安，也不能满足企图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只能助长侵略者的气焰。
“西安事变”后的历史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政府意志的重要性。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宣布联合中国共产党、实行全民抗战，全国群情激昂，抗战形势迅速为之一改。接连取得平型关、台儿庄、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军处于中国军队和人民群众处处反抗的烈火之中。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消耗着日军总兵力的55％，陆军总兵力的62％，使140万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疲于奔命。
实际上，蒋介石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实行全民抗战，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甚至做出像“皖南事变”那样亲痛仇快的事情，否则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会更沉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贡献会更大。
任何时代，当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任何当政者都不应表现出丝毫的畏敌情绪和犹豫动摇，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民族的重担，坚决勇敢地站出来，动员、组织和率领全国人民，同外来侵略者血战到底，不管多么艰难困苦，不获全胜决不罢休。没有这样坚强的意志，没有这样的胆识和精神，以任何借口推卸和逃脱历史责任，都必将永远为人民所唾弃和诅咒，为历史所不齿。
三、不要忘记组织起来，凝聚全民意志。
中国在近代史上之所以屡战屡败（除了八年抗日战争），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没有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常常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
毛泽东主席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只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展现了它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和动员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特质和高超艺术，无论组织正规战役，还是组织游击战，都有声有色，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虽然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游击队，装备很落后，却能使敌人闻风丧胆。
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仍然是今后克敌制胜的法宝，应该永远继承和发扬。
四、不要忘记赤胆忠心的民族英雄们。
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半个世纪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涌现了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们英勇无畏，为保卫国家，保卫民族，许多人不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良心和灵魂。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时代，属于什么阶级，属于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有什么局限或失误，因为他们面对强敌敢于抗争、勇于牺牲，我们世世代代都应该铭记他们。我们应永远记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左权、狼牙山五壮士的名字，记住宋哲元、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的名字，记住邓世昌、丁汝昌、刘永福、丘逢甲的名字，记住那些留下而更多没有留下英名的人们。
抗战几十年历史表明，中华民族不乏视死如归的英雄，不乏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帅，不乏有压倒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正气和精神。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五、不应忘记我们民族有不少败类。
在与日本侵略者抗争的五十年中，也出了不少汉奸，投靠敌人狐假虎威、向自己同胞举起屠刀的敌人帮凶。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每当提起“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等大小伪政权，看到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等汉奸的名字，读到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50万，伪军118万；接受投降日军128万，接受投降伪军146万”这些数字的时候，正直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感到难堪。在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时刻，怎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丧失起码的良心和人性，叛变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呢？如果没有那么多汉奸、伪政权和伪军，敌人能那么频频得手吗，抗日能那么艰难吗，我们的同胞会有那么大的牺牲吗？但这同样是无情的历史，我们必须正视和研究。
应该指出，抗战胜利后，对汉奸哲学批判得不深入，对他们的罪行和丑恶灵魂也揭露得不充分。要不，为什么李登辉之流至今谈起他那套汉奸思想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在台湾还有一定市场？为什么至今还有一些人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干着一些反国家、反人民的勾当呢？假如今天有外国入侵中国，这些人不是十足的汉奸才怪呢。
在八年抗战中，我国同胞伤亡3500万。不忘过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半岛社区 2005年12月5日）
抗日战争中的两个战场和若干史实
抗战中，有文化特务说中共高层有“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壮大”的密示。而事实早已证明这是无耻的造谣污蔑。可是现在又有人把这个无耻滥言搬了出来，企图蒙骗没有历史知识的年青人。可是历史并不久远，参加过抗战的还大有人健在，这种造谣只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为了以正视听，下面就简单述说一下抗日战争的历史。
单纯从军事上说，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的敌后战场。
事实证明，中共是一心抗日，两面作战，全面发展，不断壮大。
说中共是一心抗日，是因为中共本来就没有抗战的资格，因为处于非法地位，连生存的资格都没有。能参加抗战完全是自己争取来的。
说到抗战史，就不能不提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处于非法地位，中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是非法武装，是蒋某人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共匪”。中共的武装力量是在1927年蒋某人发动4·12政变之后，被迫举行武装起义而诞生的，一直处于被蒋某人围剿之中，生存都不能保证，因此中共和红军根本就没有抗日的资格，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责任了。然而红军在处于被围剿，被消灭的处境中，却以民族大义为重，在东北沦陷后就立即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在不得已退出江西苏区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侥幸未被消灭，到达陕北之后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此时中共虽然弱小，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主张却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正是在中共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以博大的胸怀，不计前嫌，与打了十年内战的对手和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蒋某人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忍辱负重，同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改编，这才取得了合法的抗日地位。
西安事变之后，虽然中共及其武装取得了合法的抗日地位，但是毕竟处于在野的位置，是配角，只能也只允许起陪衬和辅助作用。当时红军长征刚结束，围剿刚解除，红军只剩二万多人马，和400万正规军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蒋某人都不会允许中共喧宾夺主越俎代疱，中共也不可能在战争中和日寇正面硬拚。如果以现在的中共执政党的地位要求当时的中共，要求中共必须在抗日战争中挑大梁，要和日寇正面作战，要和国军比战绩，这是根本是不现实的，无理取闹而已。
说中共是两面作战，是因既要面对装备精良穷凶极恶的日寇，又要防备蒋某人背后的暗算摩擦甚至公然进攻。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国共摩擦史，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反共潮和无数反共摩擦，都是蒋某人挑起的，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如果不是以民族为重，一心抗战，中共怎么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抗战？怎么会如此赢得人心？
然而中共以其弱小的武装力量，在腹背受敌的险恶处境下，却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共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统战等各条战线上全面发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指明了抗战前途和方向，并且得到了事实的证明；中共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根据地，收复了大片国土，使广大百姓免受日寇涂毒，使日寇最终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大生产运动，中共领导的民族大众的抗日文化运动，无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而使中共在斗争中日益壮大。
不是想壮大就能壮大的，即使把七分力量用于壮大也没有用。如果不是一心抗日，就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国际广泛的同情，又怎么能壮大？只有通过坚决的斗争，从敌人手里夺取土地和武器，开辟敌后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才能日益壮大。这种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有严重的挫折，巨大的牺牲和无数艰难困苦。这决不是坐在峨眉山和重庆的人所能想像的.
反观蒋某人，难道他就不想壮大吗？为何他没有从抗战中得到壮大呢？这就是因为他是一心反共，消极抗日，在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全面溃败。
蒋某人是当时国家的领导人，因此他对维护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负有法定的完全责任。如果他未能忠于职守，履行保家卫国的法定义务，以至于丧师失地，丧权辱国，生灵涂炭，那就是失职渎职犯罪，就必须承担历史责任。那么在日本帝国主义从9·18事变之后步步紧逼的侵略行为面前，蒋某人到底干了什么？蒋某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不是一种对国家极不负责任的犯罪的政策？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东北三省惨遭沦陷，是不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东三省沦陷后，蒋某人不得不下野以谢国人，虽是装模作样，至少在形式上还是对不抵抗的后果承担了责任。即使现在要为蒋某人翻案，这个历史事实也无法更改吧？
下面引用一段关于9·18事变的历史记载：1931年春以来，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并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其侵吞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可是，那位蒋先生想的却是：“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讲话），把反共当成头等大事而将民族危亡置之不顾。7月24日蒋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然而，日本的侵略步伐并不因南京当局的妥协退让而稍缓。老蒋自己不抵抗，就只能依赖国联了。8月16日蒋某人给张学良发了铣电，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12日，事变前夕，蒋某人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不抵抗政策”完全将东北军置于束手待毙的地步。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致使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以待旦，静候日军演习结束。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仅张学良早就下令收缴军械入库，辽宁政府更于凌晨3时打开沈阳城门，以至于日军于破晓时分从洞开的城门堂而皇之入城。甚至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荣臻还命令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事变发生后，蒋某人鼓吹“以公理对强权，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使得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东三省全境，32年3月1日，满洲国粉墨登场。
而蒋某人满怀期望的“国联”调停，最后却弄出一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纵容侵略，反对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主张东北实行自治，由国际共管。名义上虽属于中国，中国却不准在东北驻军。即使这样的调停最终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当时，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在人数上8倍于日军。如果当局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日，区区2万多日军是不难对付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方势力的一场军事冒险，正是蒋某人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者侥幸获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就透露：“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不抵抗政策声名狼藉。张学良首当其冲，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美称；蒋某人难辞其咎，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
以上这段历史，蒋某人与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的满清的慈禧太后有何区别？
蒋某人自己不抗日，也不准别人抗日。12·8淞沪抗战，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告终。从此上海成了不驻中国军队、不准有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由英美法等列强共管的自由市。而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被强令离开京沪，成为蒋某人整肃的对象，种下了以后福建事变的前因。
《淞沪协定》签字后，激起全国上下愤慨莫名。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评道：“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200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试问，这段历史事实改写得了吗？
当日寇把矛头指向华北时，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人奋起抵抗，可是又一次因蒋某人的镇压而失败，一度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被当局扑灭了。冯玉祥重回泰山闭门读书，吉鸿昌、方振武先后被蒋某人杀害。蒋某人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此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各方爱国人士群起反对，谴责蒋某人当局卖国行为。天津《益世报》愤怒呼号：如此卖国协定“中国竟肯签字，竟敢签字！”
事不过三，这蒋某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卖国，这个历史能改写得了吗？“渴饮美龄血， 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两首带着无比悲愤的诗句，不是早已把蒋某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吗？
而蒋某人采取单纯的军事抗战，不敢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不是死打硬拚就是望风而逃。抗战八年中不断和中共搞摩擦，制造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大大小小的汪精卫叛国，这都是极不光彩的历史表演，这些能改写得了吗？
为什么当时的延安会成为吸引热血青年和抗日分子圣地？为什么连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对蒋某人的表现都看不下去？人民用脚投票，纷纷投奔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这些历史能改写得了吗？
有人说中共乘抗日之机发展壮大了自己。这只能说明中共抗日卓有成效，否则怎么能发展壮大？敌后根据地是从日寇手里夺来的，武器装备是从日寇手里缴获的，为了抗日，发展壮大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只有汉奸才希望中共抗日武装被日寇消灭吧？再说，当时国共合作了，中共武装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发展壮大，理应看成是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壮大，而不应站在敌对的立场加以反对。其实蒋某人在抗战中独享美苏的援助，得到的好处更多。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议，是蒋某人撕毁的。蒋某人说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内消灭共军，根本没把中共那点武装力量放在眼里。现在倒反过来说中共乘了抗日之机，这个机是那么好乘的？你来乘乘看！
历史已经证明，蒋某人“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起到了引狼入室的作用；蒋某人的抗日是被逼抗日，消极抗日，单纯的军事抗日，三心二意抗日，不断搞摩擦不得人心的抗日，因此是失败的抗日。而中共的抗日是真心的抗日，是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日，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全面的抗日，是积极主动的抗日，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抗日。到抗战后期，中共已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解放了大片国土，数以亿计的人民从日寇的铁蹄下重见天日，中共军队抵挡了64%的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这些历史事实能否定得了吗？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的浴血斗争史，是人民战争胜利史，只有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并永远载入史册；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无论如何表演，终将会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所淘汰。蒋某人及走狗，是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无论如何打扮，终究成不了天使。因为人心不可违，人心不可欺，人民不答应！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的选择，就是历史的选择，这是无法更改的。不管是谁，没有人民的认可，都没资格来重写抗日战争的历史，都无法改写抗日战争的历史！墨写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人民网 201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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