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个重要命题看我国政治发展的着力推进
正是邓小平同志非常明确地给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叫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党的十六大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一向以民主为己任”的说法。这一次，我们党对于民主的认识则更加深化，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说，假如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无以生存。
党的十七大是一个里程碑。
胡锦涛同志在总结了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执政治国之卓越成就的基础上，对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做了纲领性的阐发，从原则到目标，从政策到步骤，向全党、全国人民展示了一幅清晰的蓝图。由此我们看到，处于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已经找到了在我们这个全球化、国际化、市场化背景下如何将我们这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引向繁荣、民主、文明和和谐的路径。
在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政治发展的任务就显得越来越迫切也越来越重要。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特别是中期，邓小平同志就反复强调过，我国的改革是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而且指出，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就会遇到障碍，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一次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中，对于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又一次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报告从6个方面阐明了未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阐述，既高屋建瓴，又详尽具体。仅从中列出几个重要的命题，即可看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方面的着力之举。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以及当时很多人还对“民主”这个词带有某种“敬而远之”的心态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同志非常明确地给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叫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给全国人民看到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党的十六大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一向以民主为己任”的说法。这一次，我们党对于民主的认识则更加深化，将民主视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说，假如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无以生存。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必然要求。但是，党毕竟是党，国家应该还是国家，党执政治国的实质是：党通过其纲领和组织，向国家机构和政府组织推举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干部在国家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岗位上，遵循党的纲领和党的主张，将党的意志贯彻到政治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党执政治国并不意味着党直接通过党的结构和党的组织来进行实际的国家治理和政府管理。这是政治科学和政治实践的一般准则。在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中，这样的意识非常清晰，他指出，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可以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法治政治的要义之所在。
“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权利平等是近代以来的一个得到普遍公认的宪法原则，从而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多年来，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治理结构，更由于我国特定条件和特定环境所形成的鲜明的城乡差别，我国城乡居民的权利差别不仅实际上存在，而且还得到了法律的确认。最为基本的是，我国还实行着城乡按不同比例产生人民代表的做法。胡锦涛同志在这一次的报告中，以党中央的名义，郑重地提出了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其战略性意义非同一般。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而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却成“倒挂状”，这种以少数代表来代表大多数农业人口的现状，在今后的政治发展中将有望得到改变。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西方一些学者提出的协商民主、协商政治、协同治理等等概念，正是在其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代议民主早已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形式的基础上，提倡在政治过程中引入协商机制的思想主张。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决策程序中引入广泛的协商过程，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科学决策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将进一步提升我国政治协商结构的政治意义，将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的模式。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推进政治发展的主体是全体国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全体国民。因此，切实推进我国的公民教育，以奠定必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人文基础，是实现我国政治发展目标的基本前提。十七大报告充分阐述了这一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主张，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教育国民牢固地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我们清晰地记得，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甚至还非常忌讳有关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政治概念，那时候很多人似乎总是习惯于将这些概念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相联系。应该说，思想解放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前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前提。从忌讳民主、自由等等概念到今天我们党明确提出要通过公民教育，使国民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样的转变不仅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的成果，而且也明确地展示了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和取向。
“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国家机关和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均来源于人民的委托，这是我国的宪法基础，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既然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都必须对人民有所交代，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义。权力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既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有效防止权力被滥用、防止权力腐败的制度性屏障。遵循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基本原则，当能有效地使权力的运行更为规范、更能体现人民的意志。
作为执政治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具体方略。引人瞩目的是，上述这些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命题，将无疑使我们看到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和方向。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多个层面的共同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发展的任务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党已经为此制定了战略部署。现在需要的是：有必要通过切实的制度设计和方案设计，将上述重要命题付诸实施。（解放日报）
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四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结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不相适应，其主要问题大致可以归结如下：第一，由于资本市场发展迟缓，导致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银行融资为主的发展阶段；第二，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导致许多民营企业不得不通过非正规金融市场来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成本过高的资金来源；第三，私募基金至今未得到正式的法律承认；第四，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资本项目的开放才刚刚开始一些试探性的改革。
以上问题的严重性大致可分析如下：
首先，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从静态的角度来看，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更是不利于企业创新。其原因就在于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会使银行家处在优势地位，并且由于企业缺乏自有资金而无法进行技术创新。从动态创新的过程来看，大致需要三个要素：企业家的独立地位；企业需要有自有资金来提供创新的预算支出，这种可以作为创新预算的资金只有通过股权融资才能得到；只有依靠股权融资的企业才能给予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创新人员以股权激励。依靠银行融资为主的德国企业与日本企业虽然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却缺乏发明创造的能力，相比之下，依靠股权融资为主的美国企业则是全球经济增长中最为主要的创新之源就很说明问题。
其次，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体系同时并存的金融结构会大大降低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效率，由于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正规金融体系融资，只得从非正规金融体系以极高的成本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其结果是严重遏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而正规金融体系又无效率地把大量的资本廉价地配置到国有经济部门，由此必然会产生以下问题：由于正规金融体系和国有经济部门同属政府控制的公共部门，因此存在严重的信用风险，违约与滥用资金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国有经济部门可以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取资金，因此会造成国有经济部门大力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的激励，从而不利于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机会、均衡人们的收入分配；国有经济部门的过快增长，也容易导致商品市场的垄断。
再次，从企业面临的风险来看，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风险与企业家创业所面临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的风险通常是十进位制的，因而是可以通过衍生市场的交易而加以规避的，但是，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是一种成功与失败的概率事件，因而具有二进位制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创业风险是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加以规避的。正因为如此，企业家是不可能通过银行融资或者一般的股权融资来获取其创业所需资金的，能够提供这种资金来源的只能是产权归属极为明确的私募基金，即通常所说的风险投资基金。美国之所以有能力发动一场新经济革命，就是因为美国拥有数量众多、且可合法运作的私募基金，而缺乏私募基金的日本和德国，不仅没有能力发动这样的高科技革命，就连美国开设在日本与德国的纳斯达克海外市场也不得不先后关闭。
最后，由于中国加入WTO而不得不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从事人民币业务和其他正常的金融活动，但是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尚未全部完成对外开放的任务，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至今还处在关闭状态。正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尚未正式对外开放，所以在中国产生大量外汇盈余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对冲手段而陷于被动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需要对现行的金融体系加以全面的改革，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被改革严重滞后的金融体系所拖累。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金融体系大致需要进行以下一些重大的改革：
第一，借股改之势，继续深化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变中国当前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为股权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这样做有利于完善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和治理结构，为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创造良好的制度与金融环境，进而达到提升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之目标。为了实现这样的改革，我们要在加强对市场监管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鼓励更多的企业走上股权融资的道路。就目前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有增无减的状况而言，绝不应当采取需求管理的政策，而是应当大胆地采取增加供给的政策，因为控制需求不仅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反会因此而付出巨大的成本，那就是因为供给不足而造成的泡沫膨胀。
第二，借资本市场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改制之际，尽快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的改革。正规金融体系必须按照市场化原则为所有融资者提供公平的融资机会，同时要给各种民间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以合法地位，当然这要以其提高透明度为前提条件。有了这样的改革，那么在金融市场的竞争下，不同类型的企业最终是会与不同类型的银行配对而建立起稳定的存贷关系的。其好处是二元金融结构下的高利贷与资金错配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决。
第三，私募基金也要尽早合法化。如果说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可以解决所谓的存量问题，即完成中国企业从银行融资为主的企业制度向股权融资为主的企业制度的转变，那么让私募基金合法化就可以解决所谓的流量问题，即让私募基金的管理者们去发现那些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创业者与企业家，并借助风险投资机制把由这些创业者和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孵化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第四，继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度。面对人民币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和越来越被动的货币政策，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开放资本项目。根据国际经验，资本项目的开放需要以国内的金融改革为前提，假如国内的金融体系缺乏信用、并且没有效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就会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因为短期内的资本流入若不能被有效地加以配置和使用，那么这些流入的资本最终是会出逃的，到那时就会产生曾经发生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并未最终完成，而本币的升值压力因为储备的迅速增加而日益增加，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种折衷的方法，即有限开放资本项目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吸引世界著名大公司到中国资本市场上发行A股，这样做既可增加中国股票市场的供给，填光由于居民投资热情高涨而带来的泡沫，又可间接地实现中国居民的对外投资，因为外国著名公司发行A股募集到的资金可以兑换成为外汇流出。其结果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将因此而变成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市场，并会由此而变得更加健康；中国的居民也可以通过参与外国著名公司的股权投资而分享这些著名大公司的盈利；更加重要的是还可大幅降低中国的外汇储备而减轻人民币与日俱增的升值压力。等到将来国内金融体系通过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而变得更完善和有效率时，我们再来实施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也不迟。
总之，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要点是：从存量的角度讲，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完成从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向以股权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转变，借以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与创新能力；从流量的角度讲，就是要让私募基金和非正规金融体系合法化，以充分发掘中国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资源，尽快实现由企业家创新主导的内生性增长；选择合理的对外开放路径，当务之急是让过剩的储备通过合理的市场渠道流出，比如对外国大公司开放A股市场融资这样的做法，以便保证中国能够在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下完成其金融体系的改革，并为日后完全的资本项目开放创造条件。（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