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冒进” 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愈演愈烈
2004年以来，市区人口不足70万的银川市，每年拆迁面积均超过200万平方米。银川市以改善人居环境的名义，先后建设了七大广场占地近百万平方米，其中一个大团结广场就占地30多万平方米，一个西夏广场占地八万平方米。但是建成后，因为很少有人光顾，所以备受百姓诟病。
宁夏的大规模拆迁只是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近五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以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城镇化的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与之相伴生的政府机关借机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出现了类似“天安门”、“白宫”等豪华版的办公楼
曾担任我国长三角区域规划和京津冀区域规划专家组负责人的陆大道院士说，在全国范围内，正常的发展和人为的拉动，使我国城镇化率迅速上升。竞争、攀比和大规划、大圈地之风由此越刮越大，出现了全国突击搞城镇化的局面。除了城镇化率出现明显虚高外，“大某某市”规划、“大新城”、数量巨大的各类开发区以及大马路、大立交、大绿地和豪华会展中心建设之风盛行。
陆大道院士把133张拍自全国各地，展示一些地方政府违规兴建豪华办公楼、规模惊人的开发区和疯狂占地的“大学城”等城镇化建设中各种怪相的照片，编辑成了一本画册。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叶大年把这本画册带到了“两会”现场，引起与会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叶大年委员去年曾到河南调研，他说，有的区县那种庞大的建设规模让他“非常吃惊”，“完全脱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
近年来，在上述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办公区大搬家和豪华办公楼的建设从省、市一直到地、县愈演愈烈；以科教兴国和大学扩招的名义规划和兴建气派的“大学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此为名义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房地产开发。
政府建设豪华办公楼的奢靡之风，已经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刮到百姓贫瘠的西部省份。像贵州、宁夏和重庆等的一些市甚至县、区，都出现了类似“五角大楼”、“天安门”、“白宫”等豪华版的办公楼。贵州一些区、县政府的办公楼甚至高薪聘请国外的设计师设计，官员们大言“三十年不落后”。
陆大道院士举例说，由四个学校区组成的号称高校“航空母舰”的浙江某高校，现在开始高价卖出位于城市中的土地，炸掉了规划使用寿命上百年的大楼，然后开始以低价在郊区大量购买土地。目前，全国有20多个省会城市在做大城市规划。位于云贵高原的一个省会城市，正准备将一个著名的高原湖泊围起来，当地官员称要建设全球最大的环湖泊城市。
城镇建设领域成为商业贿赂犯罪高发区
与上述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相印证的是，近年来，我国各地落马的贪官们，多数都在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房屋拆迁中收受大量贿赂。最近的典型例子则出现在云南。检察机关调查发现，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在担任昆明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利为家人谋取利益，其弟胡彬和胡波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获利甚巨；他向多家房地产企业收取贿赂数额高达数千万。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显示，城镇建设领域成为商业贿赂犯罪“高发区”。在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领域的案件占三分之一多，这些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城镇建设项目中。
与此同时，“超速”城镇化和伴随的“圈地”行为，导致城镇周围的空间严重失控，土地和农田一批一批地被毁掉。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群。农村人口急速、大规模地向城镇迁移或转移，远远超出了城镇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由于城镇人口集中过快，配套设施不足，我国目前城镇垃圾处理率大约10%，污水处理率不足30%。在制定城镇化方针、政策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没有条件在城镇化方面大幅度超过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的速度和程度日新月异，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建设、改造和扩展为基本前提的房屋拆迁规模也日益扩大，由此带来的城市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害，一些制度性措施加深的城市弱势群体边缘化，已经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说，城市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城区扩展过速，打破了城市人口、资源、产业、经济和就业的平衡状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指出，大马路、大广场，多数是形象工程，它们挤压了百姓的公共生活空间，不是城市所需要的。占地太多、粗放型利用，是困扰我国目前城镇化的主要问题。多数地方的工业化没有带动人口的集中化，使城镇化出现了较大的水分，这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城镇化“超速”发展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2年至2005年的我国城镇化率分别为：39.1%、40.5%、41.8%、43%。我国城镇化率从20%到40%只用了22年，这个过程比发达国家平均快了一倍左右。
我国城镇化“超速”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国土开发和建设布局出现了无序乃至失控的局面，许多高速增长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地区，产业和布局混乱，社会和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相当严重。一些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压力太大，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生态和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涉及到产业的转型，新产业的成长，城乡社会结构全面调整，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的支撑和大量相关领域的立法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等诸多方面，必然是长期积累和发展的渐进过程。
中科院院士陆大道说：“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脱离了循序渐进的原则，超出了正常的城镇化发展轨道。我们应该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城镇化道路。”
专家建议，根据国情，未来我国城镇化必须走一条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即“高密度、高效率、节约型、现代化”的道路。同时，针对现阶段出现的大规划和蔓延式发展，研究并提出我国城市化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和资源占用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加强我国城市管理及相应的立法工作也迫在眉睫。（经济参考报）
城市的本质是人精神的外化
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面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对于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