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官员称城市可持续发展需破解十大课题
建设部副部长姚兵在2007年11月举行的“2007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市长高层论坛”上表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从总体上要研究破解十大重要课题。
这十大课题是：城市建设的统筹理念；城市资源的节约与开发；城市能源的节约与开发；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城市交通组织管理；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完善；城市的民生改善；城市防灾与应急处理；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建设部资料显示，到2006年底，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3.9%。今后10至20年内，城市化将保持快速发展，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将有大约1500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大量土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城市面临着更多的资源、能源需求，以及巨大的环境压力。
资源方面，以水资源为例，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提交大会的发言材料称，水资源总量不足、区域分布不均衡是现实问题。西部水资源紧缺，水资源较为充裕的东部地区因污染加剧，水质型缺水现象日益严重。城市水危机已不是危言耸听，中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缺水问题和水污染问题。
能源方面，据专家预测，202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接近1.5亿辆，其能源需求不言而喻；与此同时，2020年中国的建筑能耗将是现在3倍以上，而目前建筑能耗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30%以上。未来20年，中国的能源总量需求可能增长50%以上，且仍将主要依靠以煤炭为主的化石能源。
环境方面，随着城市的人口、汽车保有量和建筑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城市密集区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剧。环保部门调查表明，相对其他地区而言，城市密集区的各项环境指标问题越来越突出。
还要密切关注城市拥堵和城市灾害的挑战：中国的私人小汽车拥有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交通拥堵已经从特大城市向大中城市蔓延，从沿海城市向全国蔓延；城市人口密度越高、规模越大，包括传染病、恐怖袭击、气候灾害等在内的城市灾害防治任务越艰巨。如SARS类的传染病爆发在城市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这对于我国大城市的考验仅仅是个开始。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有法律保障、政策保障、技术保障和体制保障。
法律方面，要贯彻落实好现行的《城市规划法》和即将施行的《城乡规划法》，切实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政策方面，要重视城市功能区划分的作用，将区域发展战略进行深入定位。政府还将逐步完善城市规划的政策引导作用。
技术方面，要逐步加大生态城市规划的技术研究和推广力度；引进城市交通TOD、BRT技术政策，注重高效节能；加大研究和推广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技术；做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体制方面，一是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在空间发展管理上的宏观调控；二是强化公众参与，发展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三是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地方和城市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国经济时报）
南京拆迁新政何以引来65个城市取经
2003年8月22日，南京邓府巷拆迁地块居民翁彪因对拆迁补偿不满，闯入当地拆迁办泼洒汽油点火自焚，造成其本人死亡、5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及1名治安民警烧伤的严重事件。同一时期，全国相继发生了安徽农民朱正亮因拆迁矛盾自焚未遂、湖南嘉禾暴力拆迁等事件。当年，国家信访局统计表明，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和上访人数均比上年增长50%以上。“拆迁难”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和城市建设的难点。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急剧上升的拆迁矛盾，南京市从2004年起率先在全国制定并实施“市场+保障”的拆迁新政，如今已在江苏省全面推开，来自全国21个省区市的65个城市相继到南京考察学习。
“科学发展、执政为民、构建和谐南京，正是这些理念，引领我们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根本，不断破解难题，走出城市拆迁困境。”南京市房产管理局陆春林局长的这番感悟，道出了南京以及全国许多城市近年拆迁工作的深刻变化。
拆迁之痛，催生“新政”
“翁彪、嘉禾等拆迁事件，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张，各地拆迁量急剧上升，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拆迁补偿安置等相关制度、政策却没有及时调整，从而导致拆迁矛盾频发。
以南京为例，拆迁矛盾突出表现为拆迁补偿标准与商品房价有较大差距，直接造成被拆迁户的安居困难，群众称之为“计划经济的拆迁价，多年不变；市场经济的购房价，时时在变”。同时，由于缺少相应社会保障措施，一些被拆迁户还面临生活、就业等诸多难题。
翁彪事件后，南京拆迁工作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为全国十运会建设的一些重大项目因此受阻。沉重的拆迁之痛使南京市党政领导清醒地认识到，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尽快建立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宗旨，既适应市场经济又强化社会保障的拆迁工作新机制。
2003年12月，被视为南京拆迁新政“破冰之举”的首次拆迁社会公示，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短短10天，先后有20多万人次点击市政府网站和市房地产信息网。市民以电子邮件、信函、来访等多种形式，提出各种意见、建议1558条，其中有1/3的意见被采纳，拆迁新政因此更加切合社情民意，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市场+保障”，建立新机制
南京拆迁新政的核心内容是“市场+保障”。“市场”指的是拆迁补偿价跟着市场走，将原先按政府确定的土地级差定价，改由参照同类地区“二手房”均价、经市场化评估确定拆迁补偿价；“保障”指的是对拆迁困难户给予“拆迁补偿最低单价（每平方米补偿价不低于2000元）和最低总额保障（每户补偿总额不低于7.2万元）”两条托底保障线，以确保最困难的拆迁户也能买到最小套型（45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2004年3月，第一个实施拆迁新政的南京九华山隧道工程，依据新制定的《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技术规范》，确定该工程的拆迁补偿基准价为每平方米5271元，这比过去的补偿标准高出1500元。承担这一项目拆迁的玄武区拆迁安置公司经理刘高说，“等价有偿、随行就市”的拆迁补偿价接近了市场房价，被拆迁户对这个价格基本是满意和认可的。
南京拆迁新政促使拆迁行为发生了三大转变：一是拆迁补偿由市场评估定价；二是行政干预退出具体拆迁事务；三是拆迁公司规范服务“阳光操作”。拆迁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促使全市逐步形成依法拆迁的良好社会氛围，被拆迁户基本上能通过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得到住房安置，围绕拆迁的信访量也大幅下降。
“进一步控制拆迁规模，加快建设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和廉租房，建立分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为城市拆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据南京市房产局副局长闵一峰介绍，近两年，南京每年拆迁规模为100万平方米左右，比前两年下降了50%。经济适用房已规划建设926万平方米，累计竣工469万平方米、52345套住房，在建面积243.15万平方米。迄今，约占全市总数1/3的被拆迁户已申购或入住经济适用房。
以民生为本，让百姓受益
“老房拆迁后，我住上了套房，条件比原来好多了！”原住南京邓府巷的李慧兰说，4年前她家拆迁时，一家三代5口人住的是23平方米的老式住房，没有卫生间，生活很不方便；拆迁后，她家得到了11万元的补偿款，很快用其中的5万元付了首付，买了离老屋不远的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又花3万元将房子装修一新。邓府巷拆迁地块的1286户拆迁户中，有1/3按政策申购了经济适用房和中低价商品房，他们的户均住房面积均比拆迁前增长了2倍以上。
居住着1.2万人口、环境整洁优美的景明家园，是南京较大规模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据社区党总支书记陈迈林介绍，小区里4600多户居民中，90%以上都是以前住房面积不足30平方米、收入低、补偿款不到10万元的拆迁户，他们现在居住的户型以55平方米和70平方米为主，居住环境显著改善是他们从拆迁中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利益。
对这些困难的拆迁户，政府不是安置了住房就不管了，而是尽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对符合条件的将其纳入社会最低保障；对有就业能力和愿望的为其介绍工作。去年，小区推荐了700多名拆迁居民就业。
在景明家园小区门前，当地政府投资300多万元建起了社区“创业园”，沿街136间“创业园”的门面房，全部以低价出租给小区里生活困难的拆迁户。50岁的老纪就在此租房开了家小饭馆。站在自家的“老纪小炒”门前，有点残疾、不善言辞的老纪说，全家人原先住的是29平方米的房子，现在住上了70多平方米的套房，要不是拆迁，他肯定买不起这样的房子。现在夫妻俩又开了饭店，扣除租金，一个月能挣上1000多元，再加上每月380多元的低保金，一家人的生活有了着落。“和以前早出晚归开‘马自达’相比，现在的生活稳定多了，日子也好过了！”老纪说。（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