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时代”逼近“天之骄子”?
近一段时间，从毕业生的薪水预期无奈下调，到用人单位招聘取向从“学历”转为“经验”，种种趋势呼应着毕业生就业状况的严峻形势。在一些人眼中，“天之骄子”的“薪”情，似乎不再让人羡慕。
上海毕业生起薪点比预期少千元
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2008届毕业生双向选择招聘会上，学校就业服务中心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实际工资比本人预期少了约1000元。
这场上海高校单独组织的近年规模最大的招聘会，来自上海、北京、济南、厦门等城市的202家用人单位参会，吸引了全国万余名大学毕业生前来应聘。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通过对这次招聘会的调查，今年毕业生的起薪点比预期更低，其实一些“名校”大学毕业生的薪资要求本来并不算太高。
在招聘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专业一名本科男生了解到同专业研究生的月薪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因此他希望的月工资约为4500元，而一些招聘单位给出的薪水却在3000元至4000元的范围内；复旦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大四学生小施说，一些已找到工作的同学，合同上的月收入三四千元，最高的也不过5000元，而这场招聘会上的“报价”更低一些，大多在3000元上下。
来自外省市毕业生的薪资要求相对更低。湖北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学生小王的期望月薪在2000元至2500元之间，北京物资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小李的期望月薪在2000元至3500元之间。两人都坦言，这样的期望，只是他们念大学之初“理想”月薪的一半。成都理工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学生小龚说：“我在上海有亲戚，月薪2500元就可以。”
招聘方则进一步压低了毕业生们已在下调的起薪点。中国重汽集团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招聘人员表示，初步了解得知，车辆工程、发动机及机械专业的本科生预期月薪约为6000元，但是，“这个数字目前我们达不到”。
不只是在上海，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所日前公布的《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统计》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半数高校毕业生的月起薪在1500元以下，8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3000元以下。
招聘新趋势：从“粗放”到“集约”
“听说今年的就业形势比去年更严峻，不少单位都减少了招人名额。”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招聘会上，一些学生担忧地议论说。
这一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日前，上海一家房地产投资企业老板表示，今年公司下属的房产部门和投资部门将从去年招用20人减少到招用五人，且优先考虑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这家正处于成长期、运营正常的公司，为什么减少招聘量？这名企业主坦言，往年的招聘思路是“广撒网”，符合基本要求的人就先招进来试用，经过“大浪淘沙”，再留下较好的几人签订合同。但今年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在试用期也要签合同，必须给工资、缴社保，因此，企业不得不改变策略。
无独有偶，上海一家知名布艺公司负责人也表示今年招人会更谨慎。她说，《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试用期与正式合同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签一年的合同，试用期就不能超过一个月，而在手工纺织这个行业，要考察一个新员工是否适应，短短一个月时间是不够的。“新法规定在辞退时还要支付额外的成本，最让我担心的是，一旦招来的试用期员工不适合，到时想退也退不掉了。还不如少招新人，多招熟手。”
有迹象表明，在不少企业这种相同心理的作用下，招聘市场正呈现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无论从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对于在实际工作经验方面不具优势的毕业生都较为不利。（经济参考报）
八成受访者认为跨国公司存在歧视中国员工现象
中国公众心目中跨国公司的整体形象会是怎样？跨国公司让中国公众最反感的行为又是什么？14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公布了《2007年跨国公司在华形象公众评价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对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城市以及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70家在华跨国知名企业的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销售同样的商品却对中国消费者制定更高的价格；产品中文说明书隐瞒某些英文说明书上所说的产品缺陷和提醒；把污染产业转移到中国生产；以中国法律法规为借口拒绝为购买同样产品的中国消费者进行赔偿等，被公认为跨国公司令中国公众最反感的4大行为。同时，向中国企业转让先进技术；参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培养本地人才和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经营等，则是跨国公司最能够引起公众好感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76.22%的受访者认为，跨国企业在中国履行了社会责任，但与其在中国所获得的巨额利益比较，只有22.54%的受访者认为跨国公司履行的社会责任与在中国所获得的巨额利益相称。
调查表明，近四成人认为外企处理消费者投诉好过国内。受访者认为外企比中国企业做得好的行为主要是：品牌与市场推广（57.74%）、处理消费者投诉（36.37%）以及遵守商业信用（33.43%）。
对于很多跨国公司声称自己在中国未盈利的说法，过半受访者表示不相信。有81.29%的受访者认为跨国公司存在歧视中国员工现象。（广州日报）
《中国乙肝人群状况调查》：近半人群曾多次受歧视?
中国最大的乙肝网络社区“肝胆相照”论坛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完成了《中国乙肝人群生活状况调查报告》。调查2007年6月开始策划，至2008年1月完成，历时近7个月，收到问卷4810份，有效问卷4711份，有效率97.94%。
本次调查显示，45.69%的人在就业过程中因乙肝受到过歧视，10.55%的人在入学时因乙肝受到过歧视，将近五成的人曾多次受到乙肝歧视。
歧视来自哪里
根据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2007年6月公布的一份《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报告》显示，跨国企业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项调查涉及98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内地的115家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外方控股），调查范围覆盖了京津沪杭等11个大中城市。
调查发现，绝大部分企业在招聘时都要对应聘者进行强制性的乙肝（标志物）检测，其比例达到了被调查企业的96%。有77%的跨国外资企业在中国招募员工时，明确宣称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包括摩托罗拉、西门子、飞利浦、索尼、三星等知名公司。
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在其总部所在国很少有针对乙肝携带者的歧视，且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其全球策略以及公司网站上都有相关不歧视声明，但在中国分公司的具体执行上未能有明确的落实手段和监督机制。
此外，由惠普、DELL、IBM发起的“电子行业行为准则（EICC）”规定加入EICC的公司“不得强迫员工或准员工接受带有歧视性的医学检查”。本次调查涉及了加入该行为规范的25家成员公司中的17家，但仅有IBM遵循了EICC的“不歧视条款”，使这一准则在中国的执行显得颇为尴尬。
本次调查显示，仅有18.41%的人有过单位在知晓自己为乙肝病毒感染者的情况下仍旧聘用自己的经历，而大部分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近六成的参与调查者表示单位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另一项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针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生招生中乙肝歧视情况的调查显示，在275所普通院校中，确定有乙肝歧视的25家，不确定的有37家，确定不歧视的有213家，情况相对较好。
乙肝人群隐私亟待保护
报告认为，当前形势下，反对乙肝歧视的关键是加强与乙肝有关的隐私权的保护。
从本次调查的情况来看，目前乙肝人群的隐私保护状况不容乐观。在初次得知自己感染乙肝的体检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自己拿到体检结果，有18.40%的人体检结果被完全公开。有64.68%的人是在各种入学及毕业体检中首次查出乙肝的。
《传染病防治法》第68条和第69条规定“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由于缺乏相关的具体措施，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这两条规定真正发挥作用。
报告认为，今后应细化乙肝人群隐私保护方面的相关规定，尤其是对体检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明确体检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在源头上杜绝乙肝歧视。此外，鉴于中国的乙肝人群过于庞大，也可考虑制定专门的乙肝人群权益保护法规，以保障乙肝人群的合法权利。
从当前就业领域反乙肝歧视的相关法律执行情况来看，某些用人单位非但不执行相关规定，反而想方设法逃避责任，与国家的政策背道而驰。报告认为，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查相关违法行为。除了一般的诉讼途径之外，还可以考虑参照国外的经验，成立专门的类似“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机构，受理相关的歧视案件。（中国青年报）
安徽、湖北：回乡创业引领“民工潮”悄然转向
20多年前，16岁的邓立翠因为家境贫困成了安徽无为县第一批走出去的“小保姆”，带孩子做家务她一个月挣12元钱；20年后的今天，这位昔日的“小保姆”已经在家乡创办起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年产值3000多万元，带动农户9000多个。
如今，像邓立翠这样离土再返乡的创业农民工已不是少数。记者调查发现，在安徽、湖北等中西部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潮开始出现“回流”，一股回乡创业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
由进城打工到返乡创业
在安徽无为县的苍头镇，记者见到了从“小保姆”变身为“女老板”的传奇农民邓立翠。蛾眉轻描、妆容淡雅，一身职业装的邓立翠正轻声慢语地与客户讨论着种鹅的供货事宜。然而，正是眼前这个柔弱的女子用非凡的魄力，放弃了留居城里的机会回到家乡重新创业，一举成为当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北京当了3年保姆，邓立翠开阔了眼界，但没有学到什么技术。在同乡的介绍下，她来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在那里学会了养鸡、养鸭、养奶牛，很快成为场里的养殖能手。正当场领导想把这个人才留下来迁为上海户口时，邓立翠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农村创业。记者前不久来到她的种鹅养殖基地，在一排走廊式的放养场内，羽毛如雪的鹅群不停地欢叫着。据介绍，养殖基地每年有200万羽“无为大白鹅”苗鹅远销全国各地。
如今，在无为县返乡创业者比比皆是。在安徽其他的劳务输出大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方兴未艾。太和县仅去年一年返乡创业农民工就带回资金6个亿。来自安徽省劳动部门的数字显示，目前安徽全省返乡创业农民工就达70余万人。
在湖北，近几年，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也越来越多。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湖北黄冈、咸宁等10个市（州）回乡创业农民工有5万多人，累计回乡投资137.4亿元。
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回流农民工相当于当前外出农民工的23%，其中回乡创业者占回流农民工的16%。
回乡创业正逢其时
无为县的返乡创业农民工李方义早年在外靠卖板鸭生活。在这一行干久了，李方义发现鸭毛、鹅毛因为腥臭常被人废弃，但收集起来清洁干净可以向羽绒厂卖个好价钱。于是，头脑灵活的李方义瞅准这一市场，转行干起了鸭毛、鹅毛收购，后来又逐步创办起鸭绒、鹅绒加工企业，如今在浙江萧山与人合股拥有了一家固定资产达3000万元的羽绒厂。
李方义说，之所以返乡创业总觉得“叶落要归根”，在外打拼多年还是想回家乡发展。另外，因为对家乡的资源、人脉、环境都比较熟悉，创业风险要比外面低。更重要的是，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大背景，推动在外的产业“慢慢转移回家乡”。据他介绍，目前他的羽绒厂所在的浙江萧山正在通过经济手段促使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仅土地价格一项就高涨到每亩30万元。而在他的家乡，当地政府为了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每亩土地仅为几万元，加上家乡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回乡创业更有赚头。
一些招商部门的同志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发达地区资源的紧张和土地成本的提高，以及当地产业政策开始转向扶持高新技术企业，那些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直接带动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潮的出现。
政府实施的“凤还巢”工程也激发了农民回乡就业的热情。为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各地政府还纷纷在优化服务上下功夫，提出“全程跟踪服务”、“保姆式服务”等口号，打造适合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软环境。在安徽的无为、铜陵、全椒等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都享受和外地客商一样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游子回家引发“多米诺效应”
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了劳务输出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深刻变动，引发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多米诺效应”。
湖北省政府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董伟才对记者说，农民工回乡创业实现了由普通打工者向创业者的转变，形成了以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创业的良性互动格局，真正实现了从外出打工“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回乡创业“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
农民工回乡创办的企业特别是在创业初期兴办的实体，大多属劳动密集型，用工量大、门槛低，吸纳了大批专业技能相对较低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据湖北省罗田县统计，农民工回乡创业每兴办一个实体平均可以带动15人就业。湖北黄冈等10个市（州）农民工回乡创业已为家乡提供就业岗位40多万个。
返乡创业农民工带回了东部的资本、技术，促进了劳务输出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无为县40余万人外出务工已经有近1万人返乡创业。他们把从沿海地区学到的技术、投资理念、管理经验及积累下的资金带回家乡，独资或参股兴办起1200多家企业。在全县9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以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就占94家，带来的税收占到全县财政收入近70%。
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为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回乡创业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依托当地资源条件，形成以某个专项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为“龙头”的规模化经营态势。无为县董桥村黄万勇返乡创办白鹅屠宰企业，带动无为和周边几万余户农民从事白鹅养殖，形成了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白鹅产业链，年产值达6亿元。
此外，很多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还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在无为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集中的高沟镇，道路、敬老院等公益事业投入几乎全来自回乡创业的农民工。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吕连生认为，通过外出打工，千千万万农民接受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在打工中积累了财富、技术和市场经验，回到家乡创办企业，既可以带动农民致富，又带动了家乡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此外，返乡创业农民工还将带来农村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创业将成为继包产到户、税费改革后，引发农村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又一支重要力量！（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