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学真正热起来
国学即中国的学术。但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本无所谓“中国的学术”与“外国的学术”之分。故从理论上讲，当今世界的学术领域有多广，中国学术的范围就有多大。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虽然当代中国的学术和国际的学术已经“接轨”了、“交融”了，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的学术没有自己的特点，早已和世界的学术混同了。所以，在我看来，所谓“国学”或“中国学术”，其实就是指中国的传统学术。
国学的范围十分宽广，但我们仍不难从中归纳出若干规律。这些规律，也可以说是国学的民族特点，主要是：
其一，国学是与道德教化紧密结合的，具有道德优先、重“道”轻“器”的倾向。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器”。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切实用的、物质的层面都不在学术首先考虑的范围之列。《大学》开篇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中国传统学术一直强调“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甚至将“做人”放在“做学问”之前，以为“做学问”是为了更好地“做人”，是为了修身养性，培养完美的人格。
其次，国学强调治学要循序渐进、实事求是。一直到晚清，中国传统学人的治学，一定都是先由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版本、校勘等“小学”科目入手，而后才治“史学”，再由“史学”而入“经学”。否则，学无根柢，必遭人鄙弃。而无论治“小学”、“史学”，还是“经学”，又都必须讲求“征实”，实事求是。史学著述既要求“实录”，“经学”亦强调“实学”与“实践”，对纯理论的探讨缺乏兴趣。
国学以上特点，都具有正面和负面、积极和消极双重意义。如，学术与道德教化紧密结合，一方面可促使学者加强道德人格的修养，实现“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另一方面却妨碍了学术的独立发展，使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学术差不多始终处于道德和政治教化的附庸地位。
国学虽属于中国传统学术，却对现代中国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时下中国社会正在兴起着的一场广泛的“国学热”就是明证。那么，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场“国学热”呢?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这场“国学热”，并非是一场真正的“国学复兴运动”，而只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热”，它并不能必然带来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繁荣。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是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或对象，对这个特定的领域和特殊对象展开的学术研究才是“国学”。而在迄今为止的所谓“国学热”中，很多人只是热衷于参道礼佛、游览名胜古迹、练习琴棋书画和气功武术、祭祀拜祖和穿着汉服、诵读经典等等，并且将这些现象视为“国学复兴”的表现。其实不然。因为“国学”乃“学术”，而“文化”则“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泰勒语）“学术”可以包含在“文化”之内，但并非所有的文化现象都称为“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国学热”，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或概念混淆的，它混淆了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界限。
在我看来，要真正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繁荣——达到国学“热”，至少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要树立正确的学术研究态度。国学属学术，国学的研究属科学研究的范围。所以要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国学，它要的是严谨求实的精神和艰苦踏实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与商业的炒作无缘。“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一份耕耘，一分收获。没有严肃艰苦的研究过程，是不可能出现“国学”研究的真正繁荣或“热”的。二是国学研究要实现现代化。国学研究的材料虽然属中国传统学术之列，但其问题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成果的表述方式，都应该是现代的，是与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国际学术潮流相吻合的。而且最不容忽视的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学研究都必定要具有一种全球视野，都是一种比较研究。只有这样，国学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学术进步的资源和动力，而不至于使国学研究者们的工作变成对历史文物的纯粹把玩、乃至成为了当今学术发展的障碍。三是要注意正确处理好学术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客观地讲，目前的“国学热”还只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普及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真正的国学大师和能够推动整个学术发展的成果则十分匮乏。而反观上世纪初，当时的国学之所以能真正“热”起来，呈现出繁荣景象，因为当时是涌现了如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众多的国学大师和他们在甲骨文研究、中古史研究以及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研究的卓越成就。国学研究的材料是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的，但国学大师和他们的巨大成就却是不常有的。由此看来，能使国学真正“热”或繁荣的，其实是一批大师和他们巨大成就的出现。国学研究只有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能真正形成“国学热”并持续地“热”下去。
总之，国学乃指一个特定领域、特定范围的中国学术，“国学热”是治中国传统学术的学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却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光明日报》作者：高华平）
对“国学热”的双向思考
对于“什么是国学”，目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国学”内容的丰富性导致了其界定的复杂性，更直接影响到当前复兴国学、弘扬国学应当采取的态度以及应做的取舍。本文拟对当前的“国学热”做一些双向的思考。所谓“双向”，一是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如何才能从更深广的层面挖掘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二是看当前社会的需要，如何从满足现实需要的角度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加以创造性的再诠释。
首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其最根本的特点。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本质上就是一种人学，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影响也最大。宗法伦理是儒家理论的主干，而“人”则是其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与核心，对人的重视和对人伦关系的强调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两重性格。在群体的理论中来关照个体生命的本质、价值及其实现，在肯定人的基础上以仁爱、义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并将其提高到实现人的本质的高度来加以强调，为儒家的入世精神提供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基础。老庄道家的理论核心是“道”，在“道法自然”的理论框架内，道家的着眼点依然没有离开人，只是在对人性的看法及人的实现问题上，走的是与儒家不同的道路。道家注重人的自然性，强调个人的自主、独立和自由，通过效法自然的无为来实现人生。道家以其观察宇宙人生的独特眼光和视角，从天人一体的哲学思考中提炼出适性逍遥的人生哲学，其影响也在中国文化中绵延不绝。中国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但注重出世、否定人生的印度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人生的人文精神影响下，日益铸就了入世化、人生化的品格，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现代以来倡导的人间佛教，即以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为目的，“出世不离入世”的大乘精神在中国佛教不但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论证和肯定，而且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实践。
其次，社会的需要最终决定了对传统文化应做怎样的取舍。从理论层面来说，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乃至宗教，其盛衰兴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需求程度，传统国学的复兴毋庸置疑也应当建立在对当前社会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合理解决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国文化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矛盾，是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其一，物质与精神。当今之世，社会的物质财富和人类的物质欲望都在同步迅速地增长，人们在追求外在财富的同时往往忘却了自身的内在价值和“人”的生活，不同的利益追求导致了人们心灵间的隔阂和族群之间的纷争，道德失范、人生理想淡化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构建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其二，传统与现代。国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事实上，如何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与超越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五四”之后的中国，只不过由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所遭逢的巨变，才使这一问题特别地凸显出来。历史证明，毫无原则地复古或打压都不是正确化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张力的应有态度。只有如实客观地认识到新旧无法截然分开的事实，才能在此基础上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把握其中的精髓，加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合理阐释。其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特色，它要求我们，一方面，中国文化应以何种姿态融入世界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世界文化也对中国文化参与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寄予着厚望。认清社会的需要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前提，客观地说，当前的“国学热”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社会的需求，说明了国学当中的确蕴含着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内容，也为中华文化在多元背景下的世界创立良性典范，承担全球责任提供了良好契机。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双向”思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正确看待与引导“国学热”，以及深度弘扬传统文化有所启发：
第一，国学不限于儒学。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国学复兴的潮流中是首要的，但同时也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合流与互补的本质，包括道释两家在内的思想文化同样是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也都具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古人曾对三家在人生哲学方面的互补性有过精辟的总结，提出“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儒释道三家文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互补充，而不能互相取代，因此，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认识，对弘扬国学来说至关重要。
第二，具体与历史地把握传统文化精神。传统文化内容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要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或学说，透过其表现形式把握其文化精神实质。例如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的儒学，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而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为君权神授作论证，但其中也蕴含了另一重意思，即君权既本于天亦制于天，透露了要求封建帝王实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推行儒家仁政的向往。再以佛教的轮回报应理论为例，固然有其宗教虚幻性，也应该看到这种理论对道德行为自作自受的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特别是佛教信徒的道德责任感，对稳定社会秩序、提升道德水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以人为本。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对人、人生、人性的关注，对人精神境界的提高是中华文化之所长，因此，以科学的态度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人生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内在精神的提升，对人们摆脱精神焦虑以安顿自我，正确对待物欲以提升自我，都是十分有益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传统儒释道三家的人生哲学并非完善无缺，它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发展，通过与世界不同文化进行交流，进而吸收新鲜血液，才能更好地在二十一世纪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四，以和谐为目标。弘扬国学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和谐。“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如果将当今社会与世界最大的需求概括为两个字，那就是“和谐”。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呼吁共建和谐世界，双向互动，内外兼修，是中华文化深邃智慧的体现。（《光明日报》作者：许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