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任期制推进党内民主 不再仅仅五年举回手
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代会常任制备受关注。
广东惠州市、深圳宝安区、阳东县3个地方早已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他们不只在换届时才发挥作用，在为期5年一届的党委里，他们是常任的，他们年年开党代会，年年为当地党组织、地方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到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具体研究部署这一重大决策，再到《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发布，短短数月内，党代表任期制完成了从提出到决策并公布的过程。这显示出党中央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内民主发展的决心和智慧，也必将把党内民主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暂行条例》明确指出，为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作用，坚持和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有关规定，制定本条例。这是从事关党的健康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创举。
毫无疑问，激活了党代表资源，就激活了党内民主。党代表是广大党员选举出来的，党代表的党内政治参与空间越大，履职途径越多，作用体现越直接，党内民主建设参与的主体就越大，党内民主的氛围就越浓，党员的主体地位在选举价值上就越突出。所以说，党代表任期制是事关党内民主发展全局的大事情。
党内民主发展的生动局面令全党鼓舞，也给新的民主实践提供了思想养分。我们党历来重视和支持基层党组织的创新建设，注意把条件成熟的探索上升为全党的制度资源。党代表任期制，也是建立在基层丰富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决策。
近20年来，以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主要探索方向的党内民主建设，在一些地方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迸发了无限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给全党推行党代表任期制提供了现实样本。基层的探索表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代表任期制。从广东、四川、湖北、江苏、浙江等地方实践的成效来看，无论是在每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上，还是在日常的履职行为中，党代表都作为重要的执政资源、民主资源和决策资源被充分加以运用，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等“小三会”关系和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大三会”关系渐趋理顺，民主决策的权力授予方向更加清晰。
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地区，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氛围日趋浓厚，民主建设的制度资源日趋涌流，党群干群关系日趋和谐。突出表现在，党员差额直选党代表，党代表辞职有规范，党代表联系选区有保证，党代表建言献策有渠道，党代表监督党委委员有力度，党代表的身份能够亮出来。
在全党各级党代表大会中引入代表任期制，将从更高层面丰富和完善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资源，凸显党代表在党的权力机构中的履职作用和角色定位，激发党内民主建设的整体活力和向前不断推进的动力。
试点经验
惠州：常任代表议党参政
2003年6月，惠州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决议在会议中通过了。随即，市委从组织部抽调人手，成立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专门负责制度设计，联系党代表，收集代表建议等工作，算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常设机构。
至此，惠州市党代会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也成了常任代表，任期五年，党代表仅有几天“生命”的历史结束了；同时，党代表还可以通过参加年会、提提案、视察等多个途径，发挥议党参政和监督作用。“我们这些党代表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是举举手而已”，惠州一位党代表这样告诉记者。
七、八届惠州市党代表张新云说，开始当党代表，觉得只有换届时才发挥作用，而且是5年一次。实行常任制后，市里经常安排她和其他的党代表视察、培训、学习，惠州市农民出嫁女等妇女儿童权益问题，也以党代表提案的方式，得以迅速解决。
惠州市惠城区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吴建华告诉记者，第一次以党代表的身份到惠东县视察，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县委领导陪同，到了4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是一把手出来亲自介绍情况，视察完毕，还专门向市里写了调查报告。“不是党代表，我们哪有机会到这些地方视察!”
宝安：常任制试点成效初显
2003年6月，宝安区党代会三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试行）》。这意味着，过往对于党代表“五年开次会，会期三五天，举举手，画画圈，散会就靠边”的批评在宝安将成为过去。
宝安区专门设立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办公室，负责与党代表的组织与联络，收集党代表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并转交、督促有关部门办理。现在党代表的分组、视察、培训、约谈、提建议等都做到了规范化、制度化，初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
作为党内执政制度改革的探路先锋，宝安区党代会常任制试验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而如何发挥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作用便是其中一项课题。
对此，宝安区的做法是，创新代表活动的组织形式，组建代表专业小组，每个专业小组由10名左右工作领域和业务相近的党代表组成。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分别组织基层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专业小组，深入基层开展听取意见建议活动，组织区党代表对5个街道和区直单位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的情况进行了视察，对9个区直单位先进性教育活动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专项评议。
党代表任期制探索历程
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不仅要实行党代会年会制，而且党员代表也要实行常任制。这是中共主张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最早、最权威的历史根据。
1982年，中共在修改党章的多次讨论过程中，曾经考虑过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的意见。
1988年至1989年，中组部先后选择了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等12个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
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随后，在四川雅安的荥经县和雨城区、眉山市、自贡市大安区等近20个市（县、区）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十七大报告表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举动，是中共推动党内民主的一次新的实践。（南方日报）
民调震动官场 官员感叹既要唯上又要唯下做官难
盛夏七月，中国官员选拔“新政”热浪袭来：
在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铺开民调“大手笔”，委托国家统计局在全国三十一省区市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八万份问卷下发民众。
在上海，中共上海市纪委、市组织部等发出通知，要求将职代会民主评议结果作为对该市有关单位领导奖惩的依据之一，领导人员“称职票”低于百分之六十可能被撤职。
在贵阳，二十名干部正同台“竞技”，进行当地电视直播的演讲答辩和民意测验，角逐该市四个区（县）的“一把手”。
民调、民意、公信度，被主动纳入干部任免的标尺，并付诸实践，引发热议。网上、民间一片叫好声中，某些中国官员也开始发出“做官难”的感叹。
就在中组部“干部满意度民调”的举措公布后，一位地方官员即私下抱怨：“这官越来越难做了，不仅要唯上，还得唯下。”从其话语间可以看出，目前想在中国官场获得升迁，仅靠“听上级话、站好队”是远远不够的。
以往，“听招呼、听指挥”是为官的“第一要诀”。“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更多时候则是“不说不做不犯错”。于是乎，除了贪官污吏为民痛恨，庸官、太平官也大有人在。
如今，时事变迁。置身官场，官员的眼光不仅要向上看，更得往下看。仅以汶川大地震为例，一批不作为、不尽职的四川官员被就地免职，即为其继任者和同行们敲响了警钟。贵州瓮县等地发生恶性群体事件，一些官员丢了“乌纱帽”，一大原因便是漠视民意、招致民怨。
人们注意到，无论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铁腕新政的高调，还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组织官员电视辩论的创新，打破陈规、以民为本、尊重民意已成为中国政坛新星们不得不修炼的不二法门。
此次中组部开展干部满意度的民调，虽限于组织工作及组工干部，但因其“第一次”、广泛性、委托“第三方”进行民调等，仍备受关注，解读为中共选拔干部理念新变革、贯彻以民为本执政理念、决心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并不为过。
不过，在官场有所“震动”，民间为此欢呼时，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民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发挥效用，此间观察家乐观其成，但仍抱持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
——如何确保民调的真实性、独立性、公开性？虽然中组部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调的正常进行，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句坊间讥语并未过时，仍令人警惕。
——民调结果如何与官员任免挂钩？这一点并未明示。民众希望民调更公开、更广泛、更准确，也希望“民调结果”真的有用，而不仅仅是走走过场、参考参考而已。
（中国新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