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千万剩男剩女亟待社会关爱！
婚，还是不婚，原本是个人问题。可一旦“不婚”或者说“婚不得”的人多了，个人问题就升格为得有人管管的社会问题了。
眼下就是这么个情况。
据统计，目前我国男性总数比女性多3700万。有人预测，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4000万——平均5个男人就有1个讨不到老婆。
其实用不着等到十几年之后。现在，在不少地区，年轻人找不着对象就已经是个大问题了，有媒体早就宣告“中国社会第三次单身浪潮”汹涌袭来。
在婚姻市场上，男女历来是“有价”的，这个“价”就是当时社会通行的价值判断。有人总结说，60年代红卫兵，70年代子弟兵，80年代大学生，90年代大富翁。到如今，有房有车成了一些城市青年的婚姻门槛。
前不久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讲过一个笑话，说适婚女青年制造了大量市场需求，推动房价上涨。因为在中国，买房愿望最迫切的就是待嫁女青年。不论是相亲还是结婚，房子都是她们下定决心的重要条件。
虽然是地产商的调侃，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现实的婚姻面前，无论当事人还是双方父母，甚至亲友团，人人心中一杆秤，个个一点不含糊，挑成色，称分量，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在这场以“终身”为单位的交易中，谁都不甘心委屈了自己。
难怪有人感叹：你以为你是在跟某男某女谈恋爱，错了，你是在和一个社会潜意识谈婚论嫁。
在这方面，咱中国人爱讲究个男高女低——从身高、收入，到社会地位、家庭背景，诸多方面都被一揽子包括在内。经济发展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一骑绝尘，而在队伍末端，另一些人则还在为了基本的温饱苦苦挣扎。在如此悬殊的差距下，“找对象”难的，不是条件太好的，就是条件太差的。于是，被贴上A女和C男标签的两类人，成了婚嫁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没人敢娶多金的A女，没人愿嫁少钱的C男。
A女的台词是，我有房有车，吃香喝辣，完全不需要靠男人来提升生活品质，没有合适的就“单”着呗。至于C男呢，他们往往集中在农村地区，深陷贫穷，缺少改变窘境的能力和资源。如果我们可以把前者视为“主动单身”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完完全全的“被动单身”了。
按照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中国乡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2.85，高于全国119.58的平均水平。这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在农村地区，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同时出生122.85个男孩；第二，在性别比失调这个问题上，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更严重。
或许我们还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在现有的社会价值体系下，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中的供求平衡已经被打破。若干年后，这多出来的22.85名农村男青年很有可能被贴上C男的标签，他们势必成为3700万“光棍”中的大头。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迟迟找不到“提升身价”的机会和方式，整村整村的男青年被无情地挡在婚姻大门之外。
如果一个人的正常生理心理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由此引发的社会混乱可想而知。这不单单是“光棍”的人生悲剧，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隐患、和谐负担。
人口结构上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调，加上社会意识上的男强女弱的婚姻定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千上万的A女C男难以婚嫁将成为现实。C男的问题，只有通过国家加大扶贫力度，推进城市化进程，进而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方可缓解。先富的A女，其居高不下的择偶心态，既是传统意识沉淀，又受消费社会影响，单靠个人掉头也难，何况这些多金女大半是工作狂，职业压力大，休闲时间少，社交半径又小，良缘难觅，如果社会不加以干预，许多人可能只有一“单”到底了——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将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知青返城，一水儿的大男大女。当时一些全国性大报都在呼吁，把关心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作为大事来齐抓共管。那个时候，集体舞会风靡一时，婚姻介绍所方兴未艾。到1985年，这场社会单身危机基本解决。可以说，充分的社会动员在当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当时社会不及时干预，很难想象改革开放的春光会那么美，“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就唱得不那样欢快了。（中国青年报）
户籍制度改革在大城市遭遇阻力
3月4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向媒体明确表示，由国务院牵头，包括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14个部委正在积极协商户籍改革的事情。据透露，户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
诞生于50年前的户籍制度，通过户口管理把城里人和农村人严格区分。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对于户籍制度的批评和质疑也开始增多。
据公安部官方网站透露：在2007年公安部承办的452件代表、委员建议、提案中，涉及户籍管理的97件，占总数的21.5%。对于许多代表、委员就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提出的建议、提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并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会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民政部等13个部门进行了户籍管理工作综合调研，形成了《公安部关于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送审稿)，正在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
奉化户籍改革迄今8年：进展平稳 受益颇多
两会期间再次引起热议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当年被誉为户籍改革“第一口吃螃蟹”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市(县级市)并没有掀起一丝涟漪。
“现在看来，当时引起轰动的改革已经不算是什么改革了。我们甚至想过，在现有的基础上是否可以把门再开大一点，在实际操作中能不能再进一步，还能不能更快推进经济发展？”奉化市公安局办证中心副主任科员、参与了户改全过程的刘建军日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是很多方面，都不是我们公安部门一家能够做到的。”
据《中国经济周刊》获悉，2000年年底开始进行了8年的浙江省奉化市户籍改革，迄今为止依然有序进行。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城市人口激增，还确实为推动奉化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做出了贡献。”刘建军告诉记者，由于奉化户籍制度的长期性，人们反倒没有了一窝蜂的念头。“心态更加平稳了。”
“改革都要有一个过程，当时我们也是边走边看，但那是在经过了实际调研基础上的边走边看，所以在外地还都只有设想的时候，我们先行了一步。”刘建军说。
2000年11月28日，奉化市出台新的城镇居民户籍制度，“农村人口城市化，外来人口本地化”是改革方向。新制度规定：凡在建成区内拥有合法固定住所、且具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非城镇户口公民，都可以按照自愿原则申办城镇户口。其中，“合法固定住所”的概念被界定为持有房屋所有权或单位住房使用权；“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标准则界定为具有合法的劳动合同，或是持有工商执照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者。
“奉化户籍制度改革是由当地公安部门率先提出来，并在取得市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去做的。”改革的起因在刘建军看来，除了方便管理以外，更源于市政府关于推进经济建设，为群众大开方便之门的政府工作报告。“除了外来人员以外，当时奉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几乎全部在市区，长时间人户分离，不仅不利于管理，而且对流动人口的稳定就业也不利。”
而当时奉化市政府支持公安部门的设想，则是因为奉化经济建设发展步子始终不快。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人气不旺，市区人口长期徘徊在7-8万人。“人少能促进经济发展吗？而增加人气，发展经济，就必须建立宽松的户籍制度，招揽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进城。”
市政府和公安部门的这个共识，让奉化市这项“群众拥护，政府看好”的户籍改革得以先行一步。
据刘建军介绍，奉化的户籍改革在当时是面向全国的，“省内省外，不管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都可以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签转。”
不过，在具体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奉化市公安局在喝彩声中还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农转非人口的土地承包权、计划生育政策、拆迁补偿在内的几个因户口迁移带来的遗留问题怎么办？城镇人口快速增长与公共设施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怎么办？市政建设、城市布局、基础教育、就业机会等等问题也是难题。
由于这些难题不是哪一个部门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所以，一部分人对户籍制度改革还是信心不足。
“以当时奉化城区7-8万人口来讲，放开户籍政策，奉化市在就业、医疗、读书等方面完全可以承受2-3万人口的涌入。当然，也不能排除大量外地人口蜂拥而入的现象发生。”刘建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就不改革啊。邓小平同志还告诉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状况，我想政府也会做相应的考虑。”
刘建军回忆道，当时大家更多地就是想，即便奉化的户籍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咱整个国家。而通过改革试点，可以积累经验。”
“其实，奉化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绝对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在经过了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的。”刘建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正常情况下，人和户口必须是要一致的。如果房子有，人也在，就是户口没有，公安管理就会失控，因此实际情况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改革。为此，我们的干警特地深入到社区居委会，对一个小区大致有多少房子是外地人购买的，是否长期居住进行了大量调查。”
“其实，当时奉化市有很多外地人在当地购置了住房，也长期居住在奉化，户籍制度导致他们人已经进城了，户口却搁置原籍。”刘建军说，这在之后奉化市新增人口三分之二以上属于在奉化工作、生活多年，而户口受政策限制一直难以迁入者的统计中得到了证实。
为确保新户籍制度的顺利进行，奉化市政府多次召开市长会议，综合各部门出台政策：就土地承包问题，市政府规定农民在30年的土地承包期中，不会因户口身份的转换而调减其承包份额；计划生育方面，市政府规定农村居民“农转非”后的3年内，仍可享受农民的计划生育政策；针对拆迁补偿问题，市政府严格按照“拆一赔一”的原则，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就基础教育问题，市政府决定加大教育投资，有计划地扩大教育规模，确保户口新转入城镇的学龄期人员能够安心读书；至于市政建设、城市布局、就业机会等问题，市政府认为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加入，给城镇的承受能力造成的压力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只是暂时的“阵痛”。
“城市要发展，人口一定要增加，只要在合理的政策疏导下，人口压力必然会形成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问题也就会在发展中迎刃而解。”奉化市在各种观点的碰撞中形成了共识。
今天的刘建军似乎已经不大关注当时政策出台的艰难了，因为他觉得那不是公安部门能够协调的事，他们只是率先提出并推进了。“出台政策是不盲目，但也不能说很有远见很有把握，好在迄今为止，政策执行的都很平稳。”
奉化户籍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刘建军说，现在看来，以截至目前奉化市城区办理入户的25000多人来看，奉化市的户籍改革都在城市可承受范围之内。“除了当时政策刚一出台时因为害怕政策变来变去而一下子涌来大批人流之外，目前在奉化就业置业的外地人已经不会担心户籍政策的变化了，什么时候想办就来办了。”
“不过，最开始的时候，享受城区本地人待遇的户籍政策，还是一下子让外来人员感到兴奋。当时的办证中心真可以用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来形容，每天前来咨询的外地打工者就有1000多人，办证中心每天都要受理好几百份申请。”刘建军说，“大家奔走相告，甚至一度出现了突击购房的现象。”
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办证民警需要白天黑夜地加班，最后，“几乎都累病了。”
据2005年的当地及省、中央媒体报道称：新的户籍制度不仅给当地公安部门的管理带来了便利，还带动了城镇的经济发展。奉化市自此项制度实施以来，新增城镇人口1.08万，市区人口一举突破了10万，新增内、外资企业160多家。而最令人瞩目的是房地产市场因大批农民进城“牛”了起来。每平方米房价由当年的不到1000元上扬到2000元左右，商品房期房销售率也从55%上升到90%，成交面积增长了100.9%。
宁波、郑州纷纷叫停：大城市户籍改革难以为继
“奉化先试点，半年之后宁波市全面推开并在全国引起轰动。所以在2003年前后，中央级媒体好多都来报道我们的户籍改革了。”刘建军说。
奉化户籍改革的半年后，宁波市公安局把奉化的经验推广至整个宁波市的11个县(市)、区。
不过，宁波市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奉化相比附加了限制条件：一是购房入户者，房屋面积要大于80平方米；二是以引进人才身份入户宁波的，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但是去年年底宁波不知道为什么又重新规定，2007年9月1日以后购买的住房，暂时停办户口迁移了。”刘建军说。
几乎与宁波开始进行的户籍改革同时，2001年10月1日，全国小城镇开始户籍改革。这一政策是在全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试点以后才放开的。此前的1997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的《小城镇户籍制度的试点方案》。由于小城镇改革进行的相对平稳，石家庄、郑州等地的大城市亦开始进行相对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但随后的几年，叫停的地方相继涌现。
“郑州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一年，几十万人口涌进来，就在2004年叫停了，现在还停着呢。”河南省公安厅宣传处的夏吉春主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子女入学和公交压力大是直接的导火索。”
夏吉春说：“目前河南漯河搞了一个户籍改革的漯河模式，那是因为他们和许多小城镇一样，需要拉大城市框架。小地方毕竟好操作，但是大城市的公共资源相对已经饱和，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提供的服务跟不上，地方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动作。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国家出政策。”
河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户政科科长刘伟则谢绝了记者的采访，他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个敏感的问题，不仅每年的两会要提，还要写进地方的五年规划当中。但这些都是笼统的提法，牵涉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我们公安。作为具体操作的公安民警，真的不方便说很多。”
有专家强调，中国的小城镇户籍改革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带来人的解放、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产业分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很多人是在小城镇买了房入了户，但并没有在当地得到任何基本社会保障，而青壮年也绝大部分没有留在小城镇，而是到更为发达的大中城市打工和创业。
“我认为目前看来，在户籍改革方面没有什么各地经验可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户籍问题专家则显得更为悲观，“户口本无病，是强加在户口上的利益病了，如果仍然用陈旧思维去解决户口问题，那户籍改革永远无望，两会提案也依然不会有结果。”
（中国经济周刊）
华为10天内两名员工接连跳楼 企业文化引发忧虑
两年来，包括3月6日华为深圳员工跳楼在内，华为已经发生6起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此同时，网络上针对华为企业文化的批评声早已如潮。是华为被“妖魔化”了，还是华为的用工制度和企业文化真的存在问题？不少人对此争论不休。
记者曾多次就华为企业文化遭质疑一事与华为方面联系，但华为方面仅谨慎表示之前的员工接连自杀事件只是个案，纯属偶然，与工作压力无关。此外，对于外界关于华为企业文化的种种质疑不作任何评论。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教授则认为，争论之外，华为事件应该引发整个行业内企业文化发展路在何方的集体反思。
10天内两名员工跳楼
3月6日，华为深圳员工张立国从食堂三层跳楼自杀。2月26日，华为成都员工李栋兵从华为研发中心跳楼身亡，后经查是因个人情感问题自杀。两起自杀事件相隔不到10天，这让一向备受关注的华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两起自杀事件最早的消息来源，都是目击网友在相关论坛的发帖。这些帖子不断被点击、回复以及转发，人们在表达对死者哀思的同时，也反复评论华为的企业文化。
网友“坂田驿站”目击了3月6日华为员工张立国的跳楼经过。他发帖称事发时他正在食堂3楼吃饭，突然听到“砰”的一声闷响，随后就看到跳楼者趴在一楼的一张饭桌上，座椅靠背被身体砸得粉碎，场景惨不忍睹。
华为人力资源部事后就此发布了一篇100多字的通告，证实其深圳中央软件部员工张立国在食堂坠楼，经120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华为企业文化引热议
尽管华为在事件的善后处理上尤为低调，但随后在各知名论坛，以及诸多IT行业相关论坛上都出现了关于华为又有员工跳楼的讨论帖。
在众多跟帖网友中，从事IT行业的人占绝大多数，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华为的在职或离职员工。网友们除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思外，也纷纷就华为的用工制度及企业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位自称华为离职员工的网友说：“回忆起在华为的日子，那的确不是什么快乐的记忆……因为我在华为的感觉就是窒息，就是感觉自己快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说工作量呀、加班呀这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作氛围营造的。”
在众多讨论中，质疑华为企业文化的声音最为“响亮”。不少网友都表示，华为员工的办公桌下大多放着床垫被褥，因为加班太晚的话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办公室过夜，这就是华为著名的“床垫文化”、“加班文化”。除此之外，华为还奉行“狼性文化”，严厉的绩效考核制度让不少华为员工时刻都感觉到自己有被淘汰出局的可能。
曾放弃了华为工作机会的樊枫(化名)告诉记者，他拿到华为录用通知后看了一半就决定放弃了。“我觉得我肯定受不了。上班时间外出，哪怕1分钟都要打报告，通过内部网络申请，要部门总监批准；电脑与外网是隔绝的，没有光驱、没有USB口；完成不了任务就会猛扣钱。”
华为回应态度谨慎
那篇100多字的关于张立国死亡事件的通告，已是华为10天内第二次发布此类通告。记者试图寻找除此通告外，更多的有关华为员工自杀事件的信息，但记者与华为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得到的答复都是除通告外无可奉告。
面对外界关于企业文化的质疑，华为方面的回应显得更是非常谨慎。记者联系到了华为一位行政总裁助理，该助理表示类似事件纯属偶然，与工作压力并无直接联系，除此之外他不便发表任何意见。
专家：华为企业文化存在缺陷
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一直都在关注华为员工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自杀和所受的苦难并不成正比，不能说华为员工承受了比别人多的苦难才选择自杀。”顾晓鸣说，无论自杀者为什么自杀，有一个共同原因是企业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直抒己见，透明、友好的沟通氛围，这跟员工自杀是脱不了干系的。
谈及华为的企业文化，顾晓鸣说华为推崇“床垫文化”、“狼性文化”，在IT业竞争惨烈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华为也面临着丛林法则，但他们选择的企业文化并不是最好的。”
顾晓鸣说，IT企业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员工脑力资源去激发生产力，但华为采用的模式还是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工业生产的旧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员工缺乏抒发渠道是必然的。“国际上一些走在前列的公司，从开始穿便装上班，到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以及替员工的水电煤、健身以及孩子上学买单，这也能极大的激发其员工创造力。”
顾晓鸣告诉记者，华为的企业文化存在缺陷。“华为已经成为企业文化转型期的一个典型，或者说成为一个靶子，一有风吹草动就引发巨大关注。”“华为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企业都存在的，所以华为员工跳楼事件，应该引起大家的反思。”
顾晓鸣说，通过华为事件，类似的企业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企业文化，到底要朝哪个方向发展？在激发员工生产力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更健康、更人文的管理模式。
（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