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古镇：文化遗产正遭遇“文化异化”
漫江碧透的江水、绵延幽深的石板巷，飞檐翘角的吊脚楼……滚滚旅游开发热浪下，散落在中国中西部的硕果仅存的古城古镇古村，正从文学大师笔下的梦境中醒来，投入世界的怀抱。
湖南怀化市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论坛上，丽江、平遥、洪江、凤凰四大知名古城缔结为“姊妹古城”，力图打造“中国古城旅游品牌”。这些曾经被视为“欠发达地区”的古城古镇，在享受一场旅游大开发带来的狂欢盛宴同时，也将面对一场生死大考。
古城古镇的根本属性是“不可再生性”
“一些地方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强，片面强调利用，盲目开发，盲目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对古镇古村的保护增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第二届中国古城古镇古村论坛上，湖南省文物局局长陈远平的呐喊振聋发聩。
文物部门初步普查结果显示，湖南省具有保护价值的古城古镇古村408处，保存的古民居文物建筑9146栋，总建筑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陈远平认为，古城古镇古村遗产既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又是重要的旅游资源、经济资源，但它的根本属性是“不可再生性”，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保护好古城古镇古村的前提基础。
站在凤凰古城南华山上，记者看到10余栋钢筋水泥楼房居高临下，俯视着一大片深褐色的飞檐翘角的古建筑群。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最能体现凤凰独特风情的吊脚楼，有一部分已改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民居，只在回龙潭附近尚留有10多栋老屋。
凤凰县建设局负责人说，过去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凤凰人将祖传的老屋拆掉，重修两三层的砖房开“家庭旅馆”，或随意洞开门面，肆意在房顶加层，使越来越多的新式房屋穿插于古巷之间。
执着于文物和古城保护的陈远平介绍说，古民居建筑本身经历了上百年的创伤，已经相当脆弱，加上各级政府的投入不足，保护工作跟不上，大多陷入了自生自灭的困境。而且，湖南大量的古建筑群的古民居属于私人所有，政府难以统筹其保护工作，难以协调解决保护与居民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拆旧建新不断发生，致使古城古镇古村的民族文化特色、地域文化特色、历史文化特色的消失速度日益加快。
由于近年来民间收藏热的兴起，导致一些非法收藏行为对古民居的破坏加剧。陈远平说，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不法分子对古民居建筑的精品构件进行盗拆和非法收购，致使很多古建筑的构件被洗劫一空，古建筑空留外壳、残败不堪。常德市破获的一起盗窃古民居构件的案子，查获的古民居构件就装了满满两辆汽车。
被誉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活化石”洪江古商城，仍保存着近10万平方米、380余栋明清古窨子屋建筑，如今也“踊跃”加入到旅游大开发的行列当中，却在城市建设大潮中遭遇空前危机，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将推土机开到明清古建筑旁边，打起了毁古建新的歪主意。
文化遗产面临“旅游性破坏”
在很多专家学者看来，制止推土机的破坏并不难，但要抵住外来文化这个“无形推土机”对民族文化的侵袭，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
经历了第一轮的“建设性”破坏之后，中国的古城古镇古村等文化遗存现在面临的“旅游性”破坏，使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话题日益敏感、沉重。而“文化遗产”成为“文化沙漠”的忧虑，则使学术界对此投入更多关注的目光。
凤凰古城是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厚重的人文底蕴和古色古香的街巷吸引了无数外地游客来此寻梦。
记者日前在凤凰古城采访时看到，夜色中的古城喧闹得令人吃惊，沱江边的古民居不少摇身变成了闹哄哄的酒吧，形形色色的游客在吊脚楼歇斯底里大呼大唱。这座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小城”，弥漫着进口啤酒和爆米花的味道，正在失去宁静安详的氛围，与“梦中守望的家园”渐行渐远。
凤凰古城经营银器和扎染的张桂英老人说，随着古城旅游开发的加速，老街上的古旧味儿越来越淡了，由于租金水涨船高，商铺门面渐渐被外地资本占据，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店面，生意远远不如那些喧嚣的酒吧和饭店。
凤凰古城老街上的“蜡染大师”熊承早，前些年还在家中与天南地北的游客交流创作心得，出售一些自己创作的蜡染工艺品，如今却不见人影，老宅子也租给了外地商人经营，令人唏嘘不已。
学者在总结部分古城旅游开发规律时说，开画廊的不如开饭店的，开手工艺作坊的不如开酒吧的，珍藏着中国历史文脉的古城古镇古村，由于对资源的掠夺性索取，导致不少景区谢顶早衰，吸引力急剧下降，“摇钱树”正蜕变为长不大的“小老树”。
而类似凤凰古城遭遇的这种隐性“文化伤害”，也在加速遗产“折旧”。在江南小桥流水周庄，“万山猪蹄”招幌太多太腻，满镇飘荡，“多了商家，少了人家”令人遗憾。
如果听任旅游开发热潮对古城文化遗产的损害，过不了多久，这些古城很可能走上一条“变异”的不归路。今天走在丽江古城的街道上，游客们看到的是一幅与真实纳西族人无关或变异了的旅游商品交易图，如果再不进行有效控制，将导致丽江文化主体的转移和失落，而这正是古城作为文化遗产最有价值的部分。
古城“开发”须慎之又慎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西部很多古城大力发展旅游，有着难以控制的冲动。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凤凰，同时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身处“国宝”与“国贫”的尴尬。凤凰县地方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对古城区历史风貌保护力不从心，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凤凰县政府县长张永中说，发展旅游业，也是希望通过启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保护古城。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罗哲文说，一些经济欠发达而文物资源和文化遗产十分丰富的地区，如何在现代经济大潮下，在旅游文化产业开发的弄潮中做好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其是如何迈过经济短缺这道坎，不使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因经济短缺而遭受损失和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中国的古城古镇古村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人文遗址绚丽。在缔结姊妹古城签字仪式上，丽江、平遥、洪江、凤凰四座古城的政府代表均表示，将切实担负起保护中华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推动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和发展。
保护古城，才能延续民族记忆。从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开始，云南丽江古城在保护文物的同时，采取多种办法保护景区内原住居民的生活风俗。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徐嘉泽认为，如果要古城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关键是要留住人，因为古城内2万多名居民是古城文化的载体和传承者。为了留住居民，从2003年起，丽江每年发放居民生活补助，采取一系列的便民惠民措施，为古城居民创造好的生活条件。徐嘉泽说：“如果是一座空城，那就不是丽江古城了。”
为避免房地产商的推土机打上明清古建筑的歪主意，湖南省对洪江古商城核心区域外的古建筑群和散落的零星古建筑实施整体保护，从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下挽救了贺家祠堂及另外两栋即将夷为平地的古代民居，并成立洪江古商城文物管理委员会，切实加大古建筑的保护力度。
凤凰县政府如今也意识到不伦不类的酒吧文化将侵害古城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正准备逐步迁出居民反映强烈又与当地生活极不协调的酒吧和饭店。凤凰县副县长刘红玉认为，将坚持保护为主的理念，改善古城居民的生活条件，尽量保护好古城居民的生活习俗，积极扶持民族文化和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工作。
长期从事古城保护研究的罗哲文表示，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其实并不矛盾，如果我们在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上再进行产业开发，那不仅是一代人的利益保障，而且是子子孙孙多少代人取之不渴的财富资源。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经济效益，去做损害子孙后代的缺德事。（经济参考报 11月4日）
文化遗产，如何走进“数字时代”
“中美文化论坛——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学术研讨会12月9日在北京闭幕。这个由中国文化部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会议，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在“数字时代”的路向与选择。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1995年，美国技术专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这样说。13年后，他的预言变为现实。
数字技术不仅“对科技、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产生了重大推动”，同时“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文化部部长蔡武如此感慨。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记录和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新的手段。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世界的记忆”项目，旨在通过文化遗产数字化推动社会公众更广泛地享有人类的文化遗产。
各个国家纷纷推出相关的措施和计划。中国也不甘落后——中国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利用数字技术在文物和古籍保护方面取得佳绩；中国艺术研究院尝试利用数字技术对大量的传统音乐资源进行修复和保护……
无疑，抢先敲开文化遗产“数字时代”的大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化信息建设的重要标志。然而，将文化遗产放在虚拟的数字空间中，我们果真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就在急切渴望数字技术为中国文化遗产带来“脱胎换骨”时，专家们清醒地发现，对于中国这个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国度，数字技术带来的未必都是“福音”——
一部《赤壁》给人们带来视觉奇观，却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电影引以为傲的美学特性。数字技术正在从一种文化话语的转换之术变成一种影像的幻觉之境。不会“说谎”的文化也许有一天会成为“真实的谎言”。
更加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影像之外不断加长的濒危遗产名单。技术毕竟不能直接转变为人类的智慧，数字技术最终也不可能代替人类的精神创造。
文化创造的虚拟性、文化传承的边缘化，都在提醒着我们，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数字技术也可能成为一柄“双刃剑”，在给世界以丰富生动的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会使那些不具传播强势的弱势文化样式受到来自“文化单极化”的挤压。
叩开“数字时代”的大门而不陷入“数字陷阱”，需要的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激情，还有我们智慧的理性。如何更好地驾驭数字技术，使之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所用，需要我们深长思之。（人民日报）
“洋节”不可怕 可怕的是遗忘自己
12月25日是圣诞节。西方的圣诞节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不管赞成与否，过圣诞已成为一种时尚。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洋节”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自己。
冯骥才说，和圣诞节一起舶来的节日，还有母亲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等。西方节日大举进入，一方面是强大的西方经济使他们的文化富于魅力，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把这些充满新鲜感的舶来品当作商机，捧为时尚。作为出售饰品和新年礼物的由头，圣诞节让餐馆、商店有利可图。商家一折腾，节日氛围就有了，节日就盛行起来。
冯骥才认为，“洋节”盛行还有一个历史原因：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淡化了民族民俗。随着人们生活富裕，需要用一个个节日掀起娱乐高潮，这时发现我们的传统节日“贫乏”，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于是，那些富于人情味的洋节便顺理成章地钻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冯骥才说：“节日，尤其是民俗的节日，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最重要的文化创造。如果有一天，我们一年到头，从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过的全是‘洋节’，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节日本身吗？”冯骥才感慨道，“我们到底是因为失去了历史精神与文化情感而丢弃了自己的节日，还是因为放弃了自己的节日而淡漠了历史尊严与文化的情怀？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明白，我们怎么找回自己的节日，并重新树立这些节日的魅力？”
冯骥才认为，不应该拒绝“洋节”，因为外来节日充实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但绝不能丢弃自己的节日，一个民族的节日就是它的文化生日。“洋节”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自己。要教育民众在吸收优秀外来文化的同时传承光大本民族传统。（新华网）
非洲雕塑何以走俏中国市场？
曾经去过非洲旅行的张杰先生是非洲木雕的痴迷者，“2008非洲文化聚焦”大型中非文化交流活动期间，张杰特意赶到深圳博物馆，观看塞内加尔、加蓬、埃及三国展出的面具、木雕等非洲造型艺术品。
“这些雕塑的线条简洁，寥寥数笔，就十分传神，感觉一股原始之风扑面而来。”张杰指着其中一件作品“家族保护神”告诉记者，2005年他去非洲旅行时看到各种各样的木雕，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非洲的造型艺术品尤其是雕塑，以其粗犷的线条和夸张的造型，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我家的客厅和书房都摆了精美的非洲木雕，这些作品表现出最自然的人性，透出一种原始的生命之美。”张杰说。
近年来，非洲艺术品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并且受到不少人的青睐，成为一种时尚的现代室内环境装饰。
非洲雕塑艺术品种类众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雕塑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其中既有非洲各民族崇拜的各种神像，也有反映庆典祭祀及家庭生活的雕塑，一根普通的黑木头、一块普通的石片，经过充满想像力的创造，就变成了拥有夸张造型的艺术品。
中国美术馆原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杨立舟说，非洲的雕塑作品之所以令中国观众感到震撼，是因为这些作品极具感染力和生命力，千奇百怪、大胆夸张的造型变化，反映了非洲艺术家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让观众觉得新鲜。
杨立舟举例说，非洲很多雕塑作品都不是完全写实，而是头大身子小，面部夸张，五官和细节又是精雕细琢，十分逼真，这种将夸张、变形和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使雕塑作品极具美感。
此外，非洲的作品无拘无束地表现人的情感和力量，因此能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非洲艺术家中土生土长的人很多，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少，祖传的技巧与作者的灵性发挥得十分自如，人性得到自由的宣泄。
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副总经理万纪元说，非洲艺术品中具有难以言说的神秘感，这也是它们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非洲雕塑作品中融入了非洲特有的宗教、禁忌等因素，因而显得深奥而神秘。例如塞内加尔的雕塑作品，很多都是原始的祭祀的东西，是曾经参加祭祀、与神灵对话的东西。
塞内加尔博物馆馆长伊布拉伊玛·提亚乌说，非洲地区的雕塑一般用于葬礼和献祭仪式，如贝宁的雕塑、科特迪瓦的巴乌莱和塞努福雕塑、几内亚比绍的比约戈雕塑等。一些雕像和塑像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如贝宁的纳戈神像象征米农神，芬邦祖先像是一些神庙中最重要的圣物。正因为雕塑被赋予的宗教意义，有观众说，看着非洲的雕塑，就能感到强大的威力，忍不住肃然起敬。
目前，非洲雕塑正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世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喜欢上这些有着简约、粗犷风格和古老、神秘魅力的艺术品。杨立舟说，非洲雕塑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相信这些造型艺术品会越来越受欢迎。（新华网 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