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视野
 

追逐“中国梦”——越来越多移民喜欢中国
    为求安全感、宽容和商机,全球越来越多移民正舍弃西方国家,向东方而来。
三年多来,卡勒德·拉希德(Khaled Rasheed)和他的家人夜夜都蜷缩在一起,萦绕于巴格达附近炸弹爆炸带来的恐惧之中。和他之前好几代移民一样,他希望在别处过上好点儿的日子,可去哪儿呢?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是拉希德首要考虑的,但是对伊斯兰教持开放态度,生意前景光明也很重要。
    没多久他就发现了拥有一切他想要的地方:中国。
    对不断增多的全球移民来说,中国——而不是美国——是一片充满无限生机之地,企业有回报,大多数人又都对宗教很宽容。
    虽然中国并不正式鼓励移民,但是对那些商人或者怀有企业家梦想并有现金做后盾的外国人,却很容易获取长期签证。通常只需一封当地公司的邀请函即可,或者支付中介500美金给你发一封。
    现在有超过45万外国人拥有1至5年的可更新居住证,几乎是2003年的一倍。另外有700名外国人拥有让人羡慕的绿卡,这是2004年实施的一项新政策的产物。
    外国人聚居区重新出现,中国的开放性显而易见,自新中国1949年成立后再未曾出现这种现象。比过去那些只是出短差来中国的商人待的更久,人数更多,新的聚居区勾起了解放前的回忆,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曾是法国、英国和日本租界。
    位于北京北部的望京是一个庞大的韩国城,遍地都是韩国人开的商铺、学校、教堂、卡拉OK和自己办的日报。而在几英里之外的日坛公园,斯拉夫文字的符号和说俄语的商贩欢迎来自前苏联的人们。位于浙江东部的义乌是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市场,这里的“洋人街(Exotic Street)”一到晚上就灯火辉煌,到处都是卖熏肉,阿拉伯水烟袋和一种为阿拉伯客户专供的超甜的茶。
    1960年和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首次希望和外部世界交朋友,鼓励文化交流,领导发展中国家。中国希望传播社会主义,团结一切贫下中农。
    现在拉拢发展中国家则有更具规划的战略目标,源于长期对于石油、燃气和矿产安全的需求,并以此来驱动蓬勃发展的经济。
作为此项行动的一部分,中国要比其它非穆斯林国家对伊斯兰教徒更开放。
    在过去20年,政府逐渐允许本国的少数民族穆斯林重建学校,这些学校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摧毁。伊斯兰学校开始教课,伊斯兰教的学者也被鼓励去国外求学。不像基督教,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并享有一些特权。
“在美国,对于有我这种宗教的人会有许多麻烦,”25岁,来自尼日尔的阿达穆·萨利苏(Adamou Salissou)说。“他们对穆斯林的印象就是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中国对宗教没有这种看法。他们觉得,‘这是你的宗教,没问题。’”
    依靠中国政府一项奖学金的支持,萨利苏正在厦门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研究生学位,在厦门,公元7至8世纪就有了阿拉伯商人社区。萨利苏23岁的弟弟诺尔·马哈曼(Nour Mahamane)今年秋天也来到了中国,在上海学习石油化学硕士课程。
    在像义乌这些城市的清真寺,由于外国人很集中,相比其它地方更自由,但仍在国家严格控制下。清真寺工作人员估计超过2万穆斯林移民在过去5年在此定居,其中约1000人来自伊拉克。
    “在这里,他们最主要的感觉很自由,”寺里的阿訇马春贞说。“人们购买了住房和汽车。他们希望在这里好好生活。”
    马春贞说,他2001年第一次从北京来到义乌时,清真寺的会众只有100多人。祈祷只能在他租的一个宾馆房间里进行。现在,每周五有8000多人在这个绚烂的新清真寺里进行祈祷,这座清真寺由一座丝绸库房改建而成,由居住在本市的外国人投资。
    一个中国加强和发展中国家联系的方式就是奖学金,1949年建国时开始的项目,但近几年被强化了。1996年,中国提供了大约4200份奖学金,去年这个数字是8500份。
    奖学金获得者是中国希望加深友谊国家里精英们的孩子们。比如萨利苏的父亲就在尼日尔总统办公室工作。尼日尔铀矿丰富,中国需要铀来发展核电站。
    在厦门大学学习公共管理的21岁的本杰姆·阿玛德(Benjamim Amade),听他舅舅说起这个奖学金,他舅舅是位莫桑比克大使,而中国进口木材进行建设。
    学生们被那些在中国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企业家故事所激励。
    莫塔西姆·安瓦(Moatasem Anwar)就很典型。他是12个孩子中最小的,在萨达姆统治时期,安瓦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统治的北部地区长大。他的家庭在埃尔比勒(Irbil)的市场卖袜子谋生。
    美军入侵后,他的一位哥哥动了从中国进口货物到伊拉克的念头。安瓦在2003年10月来到中国帮忙。当他到达充满陌生微笑和景色的机场,他第一反应就是,“我想一周后我就会回国。”
    但是在中国做生意却比任何人设想的都好。用他们的第一桶金,他们家在埃尔比勒的摊位升级为商店。很快就扩展为10家店面。然后又建了1家工厂和5家仓库。“现在我们有了栋楼,6层呢。我们还租给别人,”安瓦说。这家人不仅有了自己的生意还有了自己的al-Sabeel贸易公司。
    29岁的安瓦有足够的钱把妻子接到中国,他妻子巴拉·巴扎姆(Bala Barzam)今年27岁,以前是中学老师。他计划把他两个孩子,2岁的萨瓦(Sava)和8个月的阿玛德(Ahmad),送到中国的学校。他的哥哥、两个表兄全家都来到了义乌。
    巴格达人拉希德(Rasheed)在中国也有不错的财运。
    当他告诉他的孩子他要到中国时,每个人都在哭。他们不想离开家乡。但是8个月过去了,他说生活越来越舒适。
    “我喜欢这种平静,我不想再听到炸弹爆炸和仇恨,”拉希德说。
    “我的哥哥在荷兰住了9年,” 安瓦尔说。“在那里,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就低人一等。当他来到中国,什么事都变了。如果你是外国人,在这儿,你能得到比中国人更好的待遇。”(中国网)

印度制造会取代中国制造吗?
    正如很久以来,一直有人预测中国将在软件外包领域成为印度最大的竞争对手一样,也一直有人预测,“印度制造”将是“中国制造”的最大威胁。不过,这种纸面上的威胁,并不容易转变成现实。印度虽然和中国一样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但一直未能转化为有效的制造业低价劳动力,其中原因,包括其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种姓制度遗毒尚存、政府缺乏连贯的引进外资战略,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即印度在制造业起飞阶段,没有像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那样的“境外”地区,能够向本土强劲输入制造业所需的资本和专业知识。
    不过,中国的这些优势也许正在逐步丧失。来自台湾和香港的资本输入恐怕已过了顶点,接下来可能发生内地向台湾香港的大规模反向资本流动。虽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依旧大大领先印度,但印度依仗其过去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已经迈过了起码的门槛。政治日趋稳定,种姓制度在印度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已经相当淡薄。最可能对中国不利的一个因素,则是人口结构。
    目前,印度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上;而中国由于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18~40岁的适合制造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显著下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高达10%且不断上升。有些国际媒体甚至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年轻的印度,暮年的中国”。这话固然对中国人很不友善,却不无尖锐地让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制约:如果我们的劳动力优势逐步丧失,中国的制造业还能继续保持出口强势吗?“中国制造”会被“印度制造”取代吗?印度已经在金融、软件等服务产业领跑中国,其产业结构也优于中国,GDP的超过一半来自于服务业。如果在制造业上我们又让印度人后来居上,中国将何以自处呢?
    当然,即使劳动力优势丧失,中国制造还可能有如下出路:第一就是建立品牌认知。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先入为主,总体上已经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如果在此基础上,又能就具体产品形成广受认可的品牌,建立忠诚的用户群体,则后来者将难以夺走市场份额。在软件产业,印度企业目前是领跑者,在欧美市场有很高品牌信誉,让试图分一杯羹的中国企业难以措手。在制造业,我们也许能反过来让印度人吃同样的苦头。不过,“中国制造”一直走的是代工之路,自主品牌不多。中国在世界上叫得出名号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靠个头大规模巨而出名,真正用市场手段建立国际品牌认知的例子不多,比起印度人来说中国人在这方面经验还真是不足。
    第二就是通过产业分工而实现“锁定效应”,这样即使没有很强品牌,但通过掌握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也会让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产生依赖。但是,目前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基本是一个被动角色,所谓“中国制造”,关键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往往并不在中国人手中,产业锁定效应有限。而要在产业分工中由被动化为主动,恐怕要靠很强的资本市场能力,通过对上下游的资本渗透、对专业知识技能的并购来实现。恰恰在资本市场能力方面,中国被公认落后于印度。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一般企业制度的改革,金融业相对于制造业很不发达,这将让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争取主动的梦想难以实现。
    第三条办法当然就是加强自主创新,提升制造业的能力而立于不败。这条道路很符合我国既定的发展战略,而且中国的研究开发实力、专利形成能力整体上说强于印度。不过,研究开发实力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制造业的竞争能力。金融体系不够发达将是一个制约因素,而另一个更严重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人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意识。在不少人心目中,侵犯外国人的知识产权甚至是一种爱国行为。问题在于,侵权一旦成为习惯,很少会真的区分本国或外国。
    有哲人说过:最高明的解决问题之道,是把问题本身解决掉。也许,答案并不在我们如何维持“中国制造”的统治地位,而恰恰是让我国怎样从对“中国制造”的片面依赖中解脱出来。也许,中国的经济、人口结构、生态环境和国际角色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继续扮演“世界车间”,对中国无论是提升国内福利还是增强国际声誉方面都并无裨益。也许,与其费尽心机去和印度人在3000美元汽车的层次上肉搏,还不如设法在其他方面赚钱,而让印度人替我们生产汽车。只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将会要求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思想观念有更加激烈的革进。而在这方面,印度人恐怕不幸又已悄悄走在了我们前面。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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