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推动党内民主新实践
党内的权威分析人士10月20日说，从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共已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以便更多地积累成功实践的经验。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举动，是中共推动党内民主的一次新的实践。
中共十七大报告表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日前说，已经开展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为推进和扩大试行这一制度积累了经验。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党的领导与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张晓燕说：“它有利于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使其在长期执政中始终保持先进性。”
她说，党代会常任制的核心是确认党员是党内民主的主体，落实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中共一再强调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党代表将具备监督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利；参与领导干部推荐、选举、评议的权利；要求党代表大会主席团或有关党组织负责解答党员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权利；对违法乱纪或不胜任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罢免的权利。
中共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和尽可能早地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任制也是对党章有关规定不折不扣的执行。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教授刘昀献说，党代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使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应从体制、形式、内容三个方面积极探索党代会常任制。
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其闭会期间，由全委会履行职权，常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委行使监督权。常委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向全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实践证明，党代会常任制的效果优于几年开一次会和每次开会都要重新选举党代表的制度规定。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党代会，由于闭会期间缺少平台，党代表的日常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从1988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在11个县（市、区）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共十六大后，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扩大至近20个。
在试点地区之一的浙江省台州市，党代会常任制已坚持了近20年未间断，这里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党代会。党代会常任制和代表任期制促使代表们深入调研、接触党员群众、反映社情民意，党代表提出的问题，相关部门必须给予答复，促进了许多关系群众利益问题的解决。
长期跟踪研究试点进展的张晓燕说，这项改革最初主要是为了充分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在作为党的最高决策和监督机关的党代会中的作用，而根本目的则是加强党内民主决策和党内监督。
她说，例如，党代表具备评议职能，可改变过去只议事、不议人的局面，委员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这是对“两委”委员的有力监督。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认为，党代会常任制有利于集中党员群众意见，形成共同思想，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实现方式，在经常召开的党代会上充分讨论本身就是思想统一的过程，思想统一了执行起来就会更加自觉。
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不仅要实行党代会年会制，而且党员代表也要实行常任制。这是中共主张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最早、最权威的历史根据。（新华网）
老百姓最痛恨的十种“官场病”
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一些“官场病”沉渣泛起，败坏了党风政风，污染了社会风气，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综观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十种：
一是唯我独尊，利令智昏。一些官员在掌握了一定权力后便忘乎所以，在工作中刚愎自用、飞扬跋扈，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变成个人专制，把“群言堂”变成“一言堂”，“一把手”成了“一霸手”。“八个副职不顶一个正职”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二是任人唯“钱”，以“职”论价。在一些地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积弊成习；“要想富，动干部”成了致富秘籍；“不请不送，降低使用；光请不送，原地不动；会请会送，提拔重用”成了潜规则。在这种氛围里，官场中常常是君子不敌小人，导致“逆淘汰”的结果。
三是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一些官员以权换钱、贪污受贿，与不法商人狼狈为奸，为了一己之私，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项工作中，不惜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群众称他们为“官仓硕鼠”。
四是醉生梦死，作风糜烂。一些官员生活作风不检点，骄奢淫逸、荒淫无度，包二奶、养情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在一些地方，个别权贵妻妾成群，相互炫耀。这些人不但有损于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也为群众所切齿痛恨。
五是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一些官员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路边工程，对庆典、表彰、剪彩等应景活动乐此不疲，只重轰动效应，不重实际效果。“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村哄乡，乡哄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便是这种官员的深刻写照。
六是奢侈浮夸，劳民伤财。一些地方政府的办公场所越盖越气派，动辄占地几百亩，富丽堂皇、戒备森严，提升了办公舒适度，却让普通老百姓望而却步。一些官员公款吃喝、超前消费，坐豪华车、吃天价饭，“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座楼”，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
七是拉帮结伙，亲亲疏疏。一些官员市侩作风严重，欺上瞒下、拉拢亲信、排斥异己，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光明正大。对上则唯唯诺诺，寻找依附；对下则封官许愿，结党营私；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这些都十分不利于领导班子的团结，不利于干部队伍齐心合力干事业。
八是求神问仙，亵渎科学。一些官员理想信念动摇，不信马列信鬼神，认为自己当官是祖上风水好，权力不是党和人民给的，而是自己的命好。有的甚至把巫婆神汉当成“智囊”，遇到问题时便请“大师”指点迷津，使封建迷信活动渗透到政务中来。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党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也显现出了这些官员的无能、愚昧。
九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党的方针、政策，一些官员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望文生义、肆意歪曲，并美其名曰：“改革要善于走政策的边缘”，“要学会打擦边球”。群众称他们为“歪嘴和尚”。
十是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在招工、提干、调动、提拔、出国、职称、经商等方面为亲朋好友谋取特权和不正当利益。“店里有人好吃饭，朝里有人好做官”，“一等人是公仆，大人小孩都享福”，就是群众对这种现象的辛辣讽刺。
“官场病”是封建遗毒，是潜伏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必须下决心剔除。解决的办法，一靠教育，二靠监督，三靠制度，四靠惩戒。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新华网）
腐败产生的结构性根源是两个“不对称性”
●从政治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层面分析，腐败产生的结构性根源是两个“不对称性”。一为信息不对称性，腐败是一个秘密行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越高；二为权力不对称性，腐败还是一个滥用权力的行为，权力不对称程度越高，或者权力不受制约性越低，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越高。
——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提出，中国反腐亟须针对上述两个不对称性进行制度建设：一是更加透明，就是要将所有涉及到公众的信息、公共利益信息、公共服务信息等全部披露；二是加强监督。
●当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改变对财政支出“不监不督”或者是监督疲软的现状。特别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财政资金的法律制度，拓展公众监督的路径空间，并加大惩罚力度，刹住利用公务消费吞剥财政资金的歪风。
——河南农业大学法律系主任杨红朝认为，公务接待标准化、监督常规化，这是公款消费接待改革的一个方向。
●出台财产公开申报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如何申报、如何公开、如何监督、违法如何惩罚等问题都必须明确。另外，建立完善的与之配套的法规体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有关专家认为，遏制官员利用手中的职权聚敛财产，建立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把其家庭财产、直系亲属就业及资产状况等核实并公布于众，成为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在和平年代，领导干部掌握着权力，享受着充裕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些人理想信念淡化，浮躁趋利之气滋长。上了井冈山深切感受到，当年，靠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我们夺取了政权，今天，更要靠理想和信念巩固政权，实现党的崇高使命。
——中央统战部机关服务中心主任郑钢淼在井冈山干部学院接受完革命传统和基本国情教育后感慨道。（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