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政治”的新思潮
“幸福”、“绿色”与总统大选
举着“第三条道路”旗帜冲进唐宁街10号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不到两年就不再理会他的精神导师吉登斯（著名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了。“第三条道路”固然暂时缓解了“左”与“右”的矛盾，但仍有人指责其目标还是经济增长。
不过，布莱尔自己曾说：“成功只能用经济增长来衡量吗？就靠GDP？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是一体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因此，英国政府开始“理论结合实际”地研究和制定“幸福政策”，尝试建立与GDP数据相类似的一种统计体系——“幸福指数”。
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了专题片《幸福药方》，讲述幸福的科学、幸福的政策和幸福的力量。最让大众引起共鸣的是，在过去50年中，英国和美国的人均财富增长了3倍，而幸福感却下降了一半。4/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应当是让大众幸福，而不是帮助大家有钱。大众的呼声刺激政治家们另谋出路。很多工党议员认为，工党在二战后创立了“福利国家”制度，现在应当着手“幸福国家”制度，树立起新的政治里程碑。
无独有偶，2007年1月31日，法国下届总统主要候选人共同签署了一份绿色宪章，约定在竞选中把环保作为首要问题。只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让－玛丽·勒庞没有签署这份绿色宪章。
2月11日，法国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在巴黎正式推出她的竞选宣言，在多达100项内容的竞选宣言中，她特别强调社会福利方面的计划，承诺制定更高的最低工资线并建造更多的低租金房屋等。
罗亚尔当天特意穿了大红色的外套和裙子，这是代表社会党的颜色，而此前，她最喜欢穿白色的套装。她还宣布了新的竞选口号：“更公平的法国，更强大的法国。”此前的口号则是：“大家齐进步，人人受尊重。”
第三种治国之道
“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是介于偏重自由市场原则和偏重社会民主理念之间的第三种治国之道。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理论被欧美一些中左翼执政党普遍接受并付诸实施。该理论认为，在全球化形势下，过分依赖市场的调节作用和过多的政府干预都不是治国良策，应该在自由竞争和社会公正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副研究员刘建生对《环球》杂志记者分析说，“第三条道路”从产生以来获得了不少成果。它有三大法宝，一是最低工资标准，二是税收，三是灵活的就业政策。中东欧很多国家目前在学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而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也在探讨英国的模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副秘书长何秉孟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支持这一道路的民众是发达国家的中间阶级。
左翼右倾，右翼左倾
而在政党政治上，目前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左翼政党右倾化，右翼政党左倾化”的趋向：
传统左派改良主义者右倾，放弃了通过改良主义达至将资本主义社会演变成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中间偏左成了主流；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虽然都是右翼思想，不过比起传统的右翼思想，它们又无法不接受改良主义的一些思维，它们始终不敢放弃因改良主义而衍生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亦不得不接受凯恩斯主义当中的一些经济理念，政府虽然继续鼓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不过在必要时始终不能不伸出“有形之手”，成了中间偏右。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逐渐缩窄。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发达国家一些左翼学者指出：在马克思去世后一个世纪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推行了许多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改革，实行劳动法、最低工资法、公共福利、公共卫生体制、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总之，这些学者认为，在《共产党宣言》规定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以后要采取的十项措施中，已有一些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实现，要是“没有这些改革，很难想象资本主义还会继续存在”。
“幸福政治”之路
近年来，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智利等国家都热衷于“幸福政治”，都在以不同的方法尝试制定新的发展标准。无论是国民幸福总值、国内幸福指数、还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国内发展指数，核心都是要把政府政策从“以钱为主”转化到“以人为本”，把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中，为GDP和GNP这类只衡量经济产出和消费能力的标准寻找“升级换代产品”。
有专家称，发达国家政治家对“幸福政治”的不约而同的热情，有在“第三条道路”走到尽头之后再寻新路的现实需要。上世纪最后20年加剧的全球化进程，冲淡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频繁的流动导致家庭不和谐和职业不稳定，消费驱动的功利主义不断增加着人们的精神压力，进而批量产生着抑郁者、吸毒者、酗酒者和嫖娼卖淫者。环境越来越脏，气温越来越热，形成“钱越来越多，快乐越来越少”的窘状。
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都主张：政府政策不仅要让大众富裕，还要让大众幸福。这不排除是为拉拢民意而释放的彩色气球。但可以看到，“幸福政治”理论在不断成熟。
专家点评
“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改良，是没有脱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它大的方向还是不变的，只是做了一些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 房宁
“第三条道路”就是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北欧模式即平等和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它是建设性的改革，实际上它是现代版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进步的左翼的传统价值观加上社会公正、平等、团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副研究员 刘建生 （《环球》杂志）
英国将关闭90%以上的政府网站
信息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英国11月开始对电子政务展开了一场大刀阔斧的“瘦身”运动。英国政府11月做出决定，将关闭90%以上的政府网站，将现有的951个网站缩减为26个。今后英国政府的信息将主要通过Directgov和Business这两个网站提供，一些被关闭的网站的信息将被转到Directgov网站或其他被保留的政府网站上。显然，英国政府这一举措将有效地简化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过程，并提高政务信息的效率。
降低成本与提高效率并举
按理说，政务信息越来越公开化和精细化，必然要求更庞大的电子政务网站系统去支撑，那么为何英国政府会反其道而行之呢？
首先，精简电子政务网站可以节省开支、降低电子政务成本。英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始于1994年，因起步晚于美国、法国和北欧国家，当时曾受到一些批评。随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电子政务发展，如建立协调电子政务发展专门机构，制定《信息时代公共服务战略框架》和《21世纪政府电子服务》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跨部门合作等。2000年，英国政府制订了“在5年内使每个英国家庭都能上网”的计划。这些努力取得明显效果，使英国电子政务水平从2000年起稳步上升。而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网站出现了过度膨胀的问题。到2003年初，含有英国政府域名.gov.uk的各类网站已突破3000个，政府每年花在公共服务领域信息的技术投资费用达到140亿英镑，包括购买设备、建立网站及维护费用等。为此，英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加强预算管理，削减相关成本。
其次，精简电子政务网站有利于提高电子政务效率。英国现有的3000多个政府网站中，绝大部分都是由各级政府按公共服务项目分类建立的，由于网站众多，内容分散，不但不利于民众获取信息，而且增加了维护成本。建立相对集中的门户网站，则有利于公众信息的集中处理，提高电子政务效率。同时政府还可利用反馈信息，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瘦身”之后功能包罗万象
在倡导节约资源的今天，英国社会对政府提高办事效率的呼声越来越高，强化政府门户网站的服务功能，合并并裁减一些政府网站将有助于解决这类问题，减少政府工作人员为公众服务的时间和压力，同时加强政府部门与民众的交流，吸收采纳他们的意见建议。
“瘦身”运动之后，从英国政府两大门户网站之一的Directgov，可以找到所有的政府部门的信息和各种公共服务项目。
相比之下，我国电子政务网站还有不少需要拓展的地方。在我国，政府网站也成为了市民获取政务信息的主渠道。除了网站政务信息公开功能外，相关数据显示，51.5%政府网站能与用户实现简单的信息交互，如表格下载、网上投诉、领导信箱等；20.2%的网站能与用户实现信息在线实时交互，如网上申报、在线咨询、交流等，但总体尚处于“成长期”。南京市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表明，目前政府网站在在线办事、公众参与等方面尚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
与人气旺盛的商业网站相比，我国多数政府网站相对门庭冷落。虽然政府网站数量众多，让公众便捷地获取信息是提高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但过多的政府网站让人乱花渐欲迷人眼，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寻找网站、搜索信息。因此，对现有的政府网站进行整合、精简、合并，削减那些流于形式但需要花钱维护的政府网站，无形中不仅节约了社会资源，也方便了公众获取信息。
政务信息服务也需要“一站式”
当前，“一站式办公”在各类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很高，这种提高效率、集中办公的形式受到热捧。而电子政务也需要“一站式”。
英国政府精简电子政务网站的做法讲究网站的实效，强调为百姓的服务功能。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知道在哪得到信息就行了，最好能够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流连于各个政府网站并在之间反复查找。而英国政府的做法，无疑给他们指明了方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办，什么信息怎么查，那就去那两个网站解决，不用再去各个网站寻找了。
当前，各国政府部门为了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大大加快了政府网站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了非常多的频道，并提供了各种信息和业务查询功能。但是，很多政府网站并没有讲究个性，而是把很多不管是不是属于自己业务范围或者服务范围的内容都纳入到自己的网站中来。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提供的功能多，老百姓的访问量大，认知度高，但是这同时也给老百姓带来了麻烦：一是在林林总总的众多网站面前，不知自己该上哪个网站能获得所需的信息和服务；二是在多如牛毛的网站信息围攻下无所适从，可谓过犹不及。
综上所述，英国政府对电子政务网站的“瘦身”运动，是各国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的一面镜子，为各国电子政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通过信息资源整合，提高电子政务质量。（通信信息报）
反腐不用重典，北欧为啥依然廉政
北欧五国是世界上最廉政的地区之一，在国际有关廉政评比中一直处于最廉政的十个国家之列。但同时，北欧也是对腐败处刑最轻的地方，如芬兰对腐败犯罪的最高刑罚为有期徒刑四年。
在我国，一谈到治理腐败，很多人会立刻想到用重典。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从胡长清、成克杰等到郑筱萸对个别腐败分子的惩处不可谓不严厉，但腐败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为什么我们的重典反腐成效不理想，而北欧不用重典，却反而把廉政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是北欧廉政建设的保证。北欧国家普遍建立起了议会监督、政党监督、专门机构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织起了一道严密的法网，做到了有罪必罚，打消了贪官的侥幸心理。
在北欧，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十分重要。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长苏维·林登利用职务之便批准向其拥有股份的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赞助，引起有关部门调查。一周之内，林登便被迫辞职。
在芬兰，政府档案馆以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材料不仅对专家和研究人员开放，而且也对新闻界和公众开放。总统府门口没有警卫，只有一个秘书负责接待，总统可以随时应约与任何公民进行平等交谈。瑞典是最早开放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的国家，早在230多年前，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官员直至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该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如果哪个官员账户上出现了不明进项或不正常消费，可能就要接受调查。
相比之下，我们的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还相当匮乏，尤其是对各部门各地区一把手的监督更是缺少有效措施。君不见，郑筱萸等人在位时呼风唤雨，风光无限，没有任何质疑的声音可以有效地发出。甚至，有时他们正是在媒体的吹捧和无数的荣誉中，不断地边腐边升，直到因为某件偶然事件才“偶然”获罪，比如刚刚落马的庞家钰，历任宝鸡市委秘书长、市长、市委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如果不是他后院偶然失火，被情妇所扳倒，恐怕他还在台上作威作福呢。
防范腐败的发生，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运动”和“严打”；用降低死刑的门槛，“从重”、“从快”地杀贪官，这样反腐败恐怕并非治本之策。北欧国家的清廉告诉我们，在中国，制约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建构国家廉政体系，加强法律和经济制度的建设，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让人们心中形成“当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观念，使掌权者欲贪而不能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