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书目评介-杲溪诗经补注

    《杲溪诗经补注》是戴震未完成书稿，仅有“周南”、“召南”二卷，成于《毛郑诗考正》后十三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依次列毛传、郑笺、朱熹集传说解，另有足资参证的资料，则以夹注形式置于有关条目下，再以“按语”表明去取，或阐述已见。作诗之意，则附于篇题后。“补注”以“补传”为基础，在文字考订、词语释义、典制辨证、篇旨探索，乃至行文修辞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补加工，其学术水准无疑高出《毛诗补传》。
                                                                           ——余国庆《戴震文献学著作述评》
    《戴氏遗书》本。王昶《戴先生墓志铭》作《诗经补注》一卷，洪榜《戴先生行状》作《毛诗补注》一卷，《清史列传》作《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按此为未成之书，止于《驺虞》，其题《诗经补注》或《毛诗补注》者，据全书之名而言之也。其题《诗经二南补注》者，据已成之书而言之也。稿本或为一卷，故王《墓志铭》、洪《行状》皆云一卷。刻《遗书》时区分为二卷，故《清史列传》云二卷也。
                                                                              ——胡朴安《戴先生所著书考》
  中国古经最难讲的是《易》、《诗》、《春秋》，昔人所谓“《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但《诗》虽无达诂，而辞句简短，容易记诵，所以读经者多喜从《诗》入手。清代学者皆治小学，常藉《诗经》中的训诂、音韵作材料。因此清代的经师大半研究《诗经》。戴东原是集清学大成的人，小学尤为精通。他所著的《声韵考》、《方言疏证》……关于小学的书，常引《诗》作证，可知他对于《诗》很有一番研究。而且他不单就小学方面研究《诗》，对于《诗经》本身也很有独到的见解。可惜他的《诗经补注》仅做到《召南》，使我们不能得到他的全部意见。不过仅就这二十五篇的注解，也可以看出戴氏治《诗》的态度。再参考他的《毛诗郑考正》和《文集》中几篇短文，他的治《诗》方法，与对于《诗》的重要见解，都可以得到。现在正当戴先生诞生二百年的纪念，国中学者多肆力于戴学的研究，我也不自揣量，大胆把他的《诗》学介绍于学人。
    戴东原时代的诗学
    学者研究学问，常受时代的影响；无论是反动，是附合，都不能说与时代潮流无关。就以《诗》学而论，东汉以后毛《传》、郑《笺》盛行，说《诗》家皆以申毛述郑为职志。南宋以后，未熹《集传》为一般学者所尊奉，于是发明《集传》的著作也随处皆是；反攻朱说的也有一二，这都是顺时代潮流而产生的。我们要研究戴氏的《诗》，先也要知道当时《诗》学界的情况。
    元、明两朝以科举世闻名取士，《诗》用朱子《集传》。数百年来虽有少数拥毛、郑者时怀反恻，而多数学者都谨奉朱说无敢有异义，教授儿童也用《集传》作读本，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诗经》的人，简直不知道毛《传》、郑《笺》是什么，毛苌、郑玄是何如人。《诗》学只有《集传》独霸一时，风行天下，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圣经。
    清初的学者力攻宋学，于《诗》也就不能不加非议。他们不主张以已意说《诗》，总要谨守小序，准依汉儒。他们诋《集传》为臆说，多从事考究名物，训释字义；时或流于意气，虽一字一句都要力反朱《传》。《四库总目》说：
    伸汉儒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其势然歟。（《四库总目诗类》）
    当时反时的情形，即此可以概见。
    清代取士虽仍用朱说，而钦定的《诗经传说类汇》、《诗义析中》已不尽采朱说，而参用《小序》与古注疏。《四库》馆臣多汉学家，他们对《诗》左袒毛、郑，排斥朱熹。《四库》存目中屏而不录的《诗》类，大约是宗朱的著述，以已意说《诗》者屡遭诋疵。他们说：
    宋郑樵恃其才辩，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毛、郑为能事……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辩为何语矣。（《四库总目·毛诗》正文）
    先儒学问大抵淳实谨严，不敢放言高论。宋人学不逮古，而欲以识胜之，遂各以新意说《诗》……末流所极，至于王柏《诗疑》，乃并举《二南》而删改之。儒者不肯信传，其敝乃至于诬经，其究乃至于非圣，所由来渐矣。（《四库总目·诗补传》）
    王柏也是以新意说《诗》的宋人之一，他以为《野有死麕》是淫诗，不应列于正经的《召南》，毅然删去。又以《何彼穠矣》篇中有“平王之孙”一语，断定这篇诗作于东迁以后。《甘棠》追美召伯，也不是周初的诗，一并移入《王风》。他这种办法当然无谓，不过也算一种见解。《四库》馆臣却对于他深恶痛绝，时加辱骂。
    欧阳修是最初废序说《诗》的人，《四库》馆臣慑于他的大名，不敢谤议，便在他著的《诗本义》项下借题发挥道：
    自唐山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然……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未尝轻议二家（毛、郑）……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矜神解，则变本加厉之过；固不得以滥觞之咎，归于修矣。
   朝庭编纂的御书对于毛、郑《诗》说这般拥护，自然毛、郑的研究变作时髦的事情，大家都不敢自外，恰如现在治国学者研究戴震一样。
   但自清初至戴氏的时候，《诗》学界的大势虽然是拥毛攻朱，详细考察起来，却有不同的两派。
   第一派对于朱子《集传》施以强烈的攻击，特别标出拥毛的旗帜。这一派中的重要人物是朱鹤龄、陈启源、阎若璩、毛奇龄、段玉裁诸人，可以称作激烈派。
   陈启源的《毛诗稽古录》，排斥朱熹的说法，而兼及其他不遵传说《诗》的人。详证博引，壁垒森严，可推为攻朱的主将。朱鹤龄的《白鹭洲主客说诗》、《续诗传鸟名》多非难朱熹的话。奇龄更挟以意气，吹毛求疵，不问事实，专以攻朱为快，可以算攻朱的急先锋。段玉裁写定《毛诗故训传》，想把一切非毛之学逐出于《诗》学之外；尤其深恶朱《传》，他在《题辞》里很沈痛地宣言：
   夫人而曰“治《毛诗》”，而所治者乃朱子《诗传》，则非《毛诗》也……夫人而曰“治《毛诗》”，而有其名无其实。然则《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之编，乌可以已也？
   他们的强硬态度即此可以看出大概。后来陈奂的《毛诗传疏》、胡承珙的《毛诗后笺》，更是谨守家法，非发明毛《传》之言不言，毛学可算臻于极盛。
    第二派主张调停朱、毛，折衷《序》、《传》；双方兼采不立门户。重要人物是惠周惕，严虞惇、范家相，姜炳璋，顾镇等。他们可以称作折衷派。
    范家相的《诗瀋》、顾镇的《虞东学诗》，都是兼采毛、朱，间附已意。严虞惇的《读诗质疑》，首列《诗序》，后附毛《传》、郑《笺》、《集传》的解说。姜炳璋的《诗序广义》，以《小序》为古序，以《大序》为后人所续，虽不废弃，却把它与《小序》分开。解《诗》也采用两家的意见。
    不过这一派中除了惠周惕，其余诸人虽意在调和，实则偏袒毛氏。他们解释《诗》多以《小序》为据，而以朱说为参考。严虞惇的《读诗质疑》把《毛诗》正文的《序》，朱熹《集传》的序同弁卷首，但他卷中诗十之七八从毛，仅有十之二三从朱。姜炳璋要算这一派中最平允的了，可是他说：
    古序为国史之定论，学诗津梁，《集传》集诸儒之大成，取士正鹄。《集传》未安，宁安古说。（《诗序广义总论》）
    可见他们的态度是侧重《毛诗》，并没把两家放平等的地位上。
    这一派中最可注意的就是惠周惕。他的《诗说》“于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已意考证”（《四库总目》），和戴氏的态度差不多。
    惠周惕更应受我们注意的还不是他能以已意考证，是在他的意见多与戴氏相合。惠氏在戴氏之前，戴氏的《诗》学或者不能不受惠氏的影响。
    戴东原时代的《诗》学界情况大约如此。
   戴氏治诗的态度
    戴东原也是折衷派中的一个，他的态度同惠周惕差不多，或者比惠周惕还平允。要是我们不避过甚之嫌，简直可以说是偏袒朱熹。在汉学弥漫的潮流中，而且自身在这个潮流中也要占重要位置，他的态度却能够这样平正，不带丝毫门户之见，真可以使我们佩服。
    他的《诗经补注》解释《二南》二十五篇，没有一篇直引《小序》。只在《螽斯》、《芣苜》、《甘棠》三篇的总说里，引《小序》为附带的说明。《樛木》、《行露》两篇更正式否认《小序》：
    《毛诗篇义》（即《小序》）曰：“《樛木》，后妃逮下也。”未闻其审。
    《毛诗篇义》曰：“《行露》，召伯听讼也。”未闻其审。
    至于他自己对于这二十五篇的解说，没有一篇完全依《小序》，更没有每篇都归到后妃之德，文王之化。还有一点可使人惊诧的，是：这二十五篇中列有九篇不依毛、朱，自己以意解说。有几篇竟和后来痛驳《诗序》的崔述东壁差不多。
    除了已意解说的九篇，仅有《汝墳》、《摽有梅》的解说比较与《毛诗序》相近，其余各篇中和朱熹《集传》的诗柄（《集传》中每篇有几句总述诗意的话称为诗柄）相近的倒有六篇。为明白他的态度起见，我现在写出来比较：
   《葛覃篇》：
    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女功之事。（《毛序》）
    盖后妃既成絺綌而赋其事。（朱《集传》诗柄）
    不忘女功也……盖当服葛之时……而追赋之。（戴氏《诗经补注·葛覃》总说）
   《卷耳篇》：
   后妃之志也……内有进贤之志……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毛序》）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诗柄）
   感念君子行迈之忧劳而作也。（戴说）
   《芣苜篇》：
   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毛序》）
   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芣苜，而赋其事以相乐也。（诗柄）
   言室家之乐，以见治化之盛有征也。（戴说）
   《草虫篇》：
   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毛《序》）
   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而思其君子如此。（诗柄）
   感念君子行役未返之诗也。（戴说）
   《殷其雷篇》：
   劝以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毛序》）
   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诗柄）
   感念君子行役而作也。（戴说）
   《野有死麕篇》：
   恶无礼也。（《毛序》）
   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故诗人……美之。（诗柄）
   言礼教之兴，虽里巷之女无可犯以非礼者也。（戴说）
   我们看到这六篇没有一篇不照着《集传》的诗柄说，即使不完全照着诗柄，比较起来，总是距诗柄近，离《诗序》远。这是戴氏对于《毛序》诗与朱诗柄的态度。
   至于字的训诂，章句的意义，戴氏兼采毛《传》、郑《笺》、朱《集传》，有时取毛《传》、郑《笺》；有时取朱《集传》；有时三说兼用，而以已意评断。
   戴氏解释《螽斯篇》“宜尔子孙，蛰蛰兮”，便取毛、郑的说法：
   毛、郑以宜尔子孙直言后妃，《集传》以为亦指螽斯，毛、郑是也。（《诗经补注》）
   毛《传》曰“蛰蛰相集也”，《集传》曰“蛰蛰亦多意”。震按毛《传》是也。（《诗经补注》）
   戴氏解释《兔罝篇》“肃肃兔罝”便是取《集传》的说法：
   毛《传》曰“肃肃，敬也”，《集传》曰“肃肃，整饬貌”。震按毛、郑以为肃肃兔罝为其人之不忘恭敬，《集传》以为罝之整饬，《集传》是也。（《诗经补注》）
   《摽有梅》首章的注解，戴氏于毛、郑、朱三家的说法都不取。他说：
   戴按毛、郑皆以此诗专为女子年二十当嫁者而言……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郑则兼取梅落见已过春而至夏，似迂曲难通。《集传》以为女子贞信自守，惧其好家伙不及时而有强暴之辱，岂化行之世，女宜有此惧耶？亦非也。（《诗经补注》）
   《小星》首章他又兼用三家的说法，他说：
   震按上二言《集传》是也；下二言毛、郑。（《补注》）
   以上不过每种举一个例，其实他在每章的注解内都杂引毛《传》、郑《笺》、朱《集传》，很少有单用一说的地方。《毛郑诗考正》里面反驳毛、郑的话，更不可胜数。
   自来说诗家对于训诂很少有非难毛《传》的，对于名物制度更不敢自抒已见了。独有戴氏时时非难，甚或加以诉斥。我试举几个例。
   《卷耳篇》二章“我姑酌彼金垒”，毛《传》穿凿其辞，解为人君的黄金垒。戴氏不以为然，驳毛《传》道：
   金者，五金之统名，不限于黄金。（《诗经补注》）
   《采蘩篇》“于以采蘩”，毛《传》释为公侯夫人执蘩以助祭。戴氏驳他：
   蘩不在七菹之数，其用未闻。毛谓“公侯夫人执蘩”，因诗传会，非礼制也。（《补注》）
   他的《毛郑诗考正》里面考毛《传》许多错谬，后面说到他的治《诗》方法还要引证。这里为节省篇幅计，暂不多说。不过单就上面所已引的各条例来看，我们已知道戴氏治《诗》不惟偏袒毛、郑，还能以已意说《诗》。清代学者斥人以新意解《诗》，而不知清学的领袖也是以新意解《诗》的一个人。二百年来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真可算是一件奇事。
    戴氏诗在诗学界之位置
    戴震虽然是折衷派中的一个，他解《诗》虽然兼取毛、郑、朱三家的说法，可是他每篇都以已意为衡，丝毫都不曲徇。他的诗说和清初一般说《诗》家是不同的；他们的《诗》说是复古的，退步的；有的退到郑《笺》的时代，有的退到毛《传》的时代，至少也退到朱熹《集传》之后。只有惠周惕、戴东原两家的诗说是进步的，能够在朱熹前面进一两步。虽然他们两氏的进步很少，也许一只足前进，一足稍往后退。但当我们想到当时反动的情形，便对于这两位能独抒已见的说《诗》家不能不表示十二分的佩服。
    惠周惕著的《诗说》是札记体，不依次解《诗》。戴氏的《诗经补注》却依次解《诗》，而且每篇后面都有总说。
    总说的前两句差不多可以算他自己替《诗》作的序。
    就他的序看来，《二南》二十五篇有九篇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这九篇中如：
   《兔罝》，美用贤也。（《毛序》：“后妃之化也。”）
   《行露》，美听讼者之诗也。（《毛序》：“美召伯听讼也。”）
   《羔羊》，美官职修也。（《毛序》：“《鹊巢》之功致也。”）
    还离旧说不远，不过不附会到后妃、夫人、召伯，而用抽象的说法，比旧说已很进步。至于《桃夭》，歌于嫁子之诗也。
   《鹊巢》，言夫人始嫁之礼也……周初作之以为房中之乐。
   《采蘋》，女子教成之祭所歌也。
   便和旧说大不相同，把指点实事的诗一概解作不指实事的乐；扫除一切附会，可算《诗》学一大进步。
   到了《驺虞》，他竞不遵毛《传》“驺虞义兽也”的解释，简直把“驺虞”训作“驺御”“虞人”，而指这篇诗是：
   言春搜之礼也。
   这几篇还不算奇，最奇的是《关睢》与《樛木》两篇，竞与崔述《读风偶识》中的解释相近。崔述的《诗》学比朱熹进步，一般人都承认，崔氏自己也说过：
   余独以为朱《传》诚有可议，不在于驳序说者之多，而在从序说者之尚不少……朱子既以序为揣度附会矣，自当尽本经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违于其旧说？此余之所以为朱子惜者也。（《读风偶识序》）
   就崔氏自己的序看，可见他的《诗》学的位置应当在朱熹之前。戴东原的《诗》学比朱熹的见解高，而又不及崔述。我们可以断定他的诗的位置是在朱、崔之间。
   要证实我这个断定，只消把戴氏对于《关睢》这一篇的解说引来就够了；他的主要观念藉此也可以得到。
   《关睢》就序说应当是“后妃乐得淑女配君子”，朱熹心里不相信这句话，又不敢脱离《诗序》的范围，便曲解说：
   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闭贞静之德，故作是诗。
   朱氏的解释虽校《序》近情理，苦与诗意不合。戴氏便明白说：
   古者天子诸侯内宫之人有数，皆不得任意广求……予绎此诗：盖言必窈窕淑女，乃宜配君子。未得其人，求之不可不专。且至所以明事之当重无过于此者。……礼乐教远矣，非必指一人一事也。（《诗经补注》）
   他又在总说里申论：
   《关睢》求贤妃；故其三章曰“求之不得”，难之也。难之也者，重之也。盖周初作之以为房中之乐……《南》、《幽》、《雅》、《颂》有专为乐章，非咏时事者。（《诗经补注》）
   他说了一大篇，不如崔述说：
   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读风偶识》）
   明白干脆，但戴氏提出一个重要观念：“诗中有专为乐章不指一人一事的诗”。他以已意解的几篇诗都应用这个观念（见前）。依这个观念，许多诗从前讲不通的也可以讲通，不必如从前说诗的人处处附会。这是诗学上很有价值的一个意见。戴氏似乎从惠周惕得来的。
   惠氏说：
   按《小序》曰“《关睢》，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尝指言后妃夫人为何如人。后之训诂家推迹其自始，以为太姒耳……今观其辞有劝勉教戒讽谕之意。盖欲为后妃夫人者如诗言云尔，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古之燕享皆有乐，乐必有诗。《二雅》如此者极多，何《风》独不然邪？（《诗说》）
    惠、戴两氏的意见完全相同，不过惠氏后来又下一个转语：
    难者曰“然则《周南》、《召南》与文王、太姒无与邪”？曰“不然也。作诗主意或本于文王、太姒，而周公棣以为房中乐，则以是告后之为后妃夫人者矣”。
    可见惠氏还不澈底，不如戴氏的“专为乐章非必指一人一事”的主张有胆力。
    这个意见到了崔东壁述才成熟。他既不说是太姒，他也不用“乐章说”来敷衍，他直截了当以为一切诸侯夫人都有资格。他说：
    旧说以此五篇（《关睢》、《葛覃》、《卷耳》、《樛木》、《螽斯》）皆为太妃之德。然玩其辞意，未见其必为太姒者。毛《传》、郑《笺》亦但言后妃，亦未指为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应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当如是。正不必定属之太妃也。所谓“君子”云者，诸侯大夫之通称，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诸侯夫人事，……未可直以太姒也。（《读风偶识》）
    就戴、崔两氏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戴氏《诗》的位置。可惜戴氏的《诗经补注》仅有《二南》，使我们不能多得材料。现在我再引朱、戴、崔三家释《樛木篇》的话比较一下，用以结束此篇：
    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故众妾乐其德而称愿之。
   戴震《诗经补注》：
   《樛木》，下美上也。
   《集传》以为众妾乐后妃之德而称愿之，恐君子之称不可通于妇人，乃云“自众妾而指斥后妃犹言小君内子也”，是与他处“乐只君子”独别不然矣。诗辞本无从知为后妃所作。
   崔述《读风偶识》：
   若《樛木》则未有以见其必为女子，而非男子也。或为群臣颂祷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诗者（并指《螽斯》）皆上惠恤其下，而下爱敬其上之诗也。
   朱熹还未脱《诗序》的说法，戴氏则排去一切，独出已意，和崔述相差不远了。
   我在这一章里引的材料虽少，却可以看出戴氏两种精神：（一）不附会（二）依诗辞解经。
   有这两种精神，他所解的诗一定比朱熹进步，而为诗学界开一新境地。可惜他的书没有完成；完成了的一部分又因他自己汉学家的头衔压往，竟没有人看他的意义。我想戴先生在九泉之下一定没瞑目。
   戴氏对于诗经中问题的见解
   戴氏的《诗经补注》没有提到《诗经》中的问题。《毛郑诗考正》只是考证训诂名物，也未讨论《诗》中的问题。他对于诗中问题的意见仅有几篇短文可以参考。我且分别介绍出来：
   赋、比、兴的问题
   诗中有所谓“六义”，出于《诗序》：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睢序》）
   只“风、雅、颂”序中有解释，“赋、比、兴”却没有解释。于是议论纷纷，成为《诗》中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关于赋、比、兴的意见，虽然很多，大家都承认：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孔颖达《毛诗正义》）
   换句话说，就是：
   风、雅、颂，《诗》之体也；赋、比、兴，《诗》之言也。（郑樵《风雅颂辨》）
   再要详细一点，可以借成伯璵的话来作定义：
   赋者，敷也；指事而陈布之也。然物类相从，善恶殊态，以恶类恶，名之为比……以美类美，谓之为兴。（成伯璵《毛诗指说》）
   成氏以善恶来分“兴”、“比”，还沿袭汉儒的思想。朱熹才不加善恶的观念，单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葛覃》）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辞也。（《关睢》）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螽斯》）
   后来的说《诗》家都承认朱子的定义，不表异议。不过赋、兴、比虽然分作三物，在《诗》中却很难分别，只有朱熹把三种分得很清楚；他在《集传》里注释诗句用“兴也”，“比也”，“赋也”，“兴而比也”，“赋而比也”，“比而兴也”，“赋而兴也”，“赋而兴又比也”多种繁杂的语句。后人多以他过于琐碎，不表赞同。
    毛《传》仅在以山川草木鸟兽起句的诗下面注兴也，赋、比皆无说明。孔颖达以“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惠周惕说“毛公传《诗》独言兴不言比赋，以兴兼比赋也。”（《诗说》）
    惠氏的说法不见得是毛公的本意，不过惠氏自己主张兴包比、赋，特借来作证明的材料。
    戴氏对于这个问题独标新解，他以为：
    《诗》之比、兴，举比以通赋与兴……赋者，比之推也。得比义于兴，不待言，即赋之中复有比义。（《诗比义述序》）
    惠氏主张“兴兼比赋”已反乎从来说《诗》家“赋诗而备比兴之义”的见解，戴氏主张“比通赋兴”更是言人所不敢言。我们试看他所举的两个例：
    《樛木篇》“南有木，葛藟累之”，本是兴，而又以樛木下垂葛藟得上蔓为后妃逮下众妾得亲附之比。这是“比通于兴”的例。
    《十月之交篇》“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本是直赋其事；又因“日君象，月臣象”，遂以日失其明甚于月，喻君之亏弊甚于臣。这是“比通于赋”的例。
    他的意见对不对是另一问题，这里无暇详论。但无论如何，总算一种新见解。
    郑卫风是否淫声的问题
    就《诗序》的解释，郑、卫《风》没有几篇淫诗，连“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描写吊膀子的诗，也说是“闵乱”。朱子以郑、卫淫声即是郑·卫《风》，才敢把中间许多篇解作淫奔之诗。
    后来拥护《诗序》者对朱说肆力攻击，甚至于大发感慨道：
    夷雅乐于新声，杂淫哇于正始，经学之缪，未必不由此滥觞矣。（严虞惇《读诗质疑论雅乐》）
    信朱者又从而反攻，旗鼓相当，争辩不已，遂为诗中的一个大问题。这椿公案，可以借范家相的一段话来说明。
    后之驳朱子者其说大抵有五：
     谓淫邪之人虽寡廉鲜耻，亦不至自道其淫私，播之歌咏，使道路传为非笑。况狭邪轻薄之人，未必尽工篇什。一也。
     季札观乐，歌郑、卫之《风》，未尝斥言其淫。若如朱子说，则夫子犹将弃之，季子何故美之？二也。
     诗为中声所止。如《三百篇》不必尽比于乐，则鲁之乐工何从取其声而歌之？三也。
     郑伯如晋而六卿所歌皆淫诗，何以对上国之卿不歌雅音而歌邪音，好扬其本国之丑？四也。
     诸儒皆以乐之非雅者为郑，故子夏以宋、郑、卫淫于色。而宋本无诗，其声亦郑声也。非《郑风》即为郑声。五也。（《诗沈》）
    攻朱者的诉词已尽于此。替朱辩护者不过就朱说略为引伸，没有什么新意见，此处不多引。
    拥护者丢开诗辞不管，专就古书考证。顶容易解决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戴氏也是如此。他说：
    《乐记》魏文侯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子夏谓其所好者溺音。许叔重《五经异义》以郑诗解《论语》“郑声淫”，而康成驳之曰：“《左传》说：烦手淫声谓之郑声，言烦手踯躅之声使淫过矣。”其注《乐记》桑间、濮上之音引纣作靡靡之乐为证，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间、濮上其音由来久矣。凡所谓声，所谓音，非言其诗也……然则郑、卫之音非郑诗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诗，其义甚明。（《书郑风后》）
    戴氏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不能免守旧之说，不如惠周惕爽快承认：
    朱子释诗……凡于《郑风》《小序》刺时刺忽闵乱之作力诋其谬，改为淫奔之诗，其言亦辩而正。（《诗说》）
    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出戴氏还不能尽脱汉学家的本来面目。但放开经文，单就考评来说，他的论证可算谨严。
   雅有无正变的问题
   《雅》分正变出于《诗序》。汉儒以《小雅》中自《鹿鸣》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中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雅”，小雅自《六月》以下，《大雅》自《民劳》以下，皆为《变雅》。自来说诗家都遵依其说。只有郑樵倡“《雅》有小、大，无正、变”之论：
    雅有小、大，已见于夫子未删之前，无可疑者。然无所谓正、变者。正、变之说，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盖诗之次第皆以后先为序，文、武、成、康诗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厉王继成王之后，宣王继厉王之后，幽王继宣王之后，故《二雅》皆顺其序……则“无有正、变之说”断断乎不可易也。（《雅非有正变辨》）
    郑樵以诗依世代编次为理由，而谓《雅》无正、变。戴东原却以诗不依世代为理由，而谓《雅》有正、变。他的意见恰与郑氏相反。他说：
    《鹿鸣》以下十二篇，汉经师以为“正雅”，亡其词者六。故郑康成《诗谱》云“《小雅》十六篇为正经”。《采薇》、《出车》、《杕杜》，汉世有谓为懿王时诗者，据诗中曰“王命”曰“天子”。毛、郑解为殷王，徒泥“正雅”作于周初耳，苟其诗得乎义之正，而为治世之正事，何非“正雅”乎？……南陔已下则又周初雅乐，未可泥今之篇什次第定作诗时世也。（《书小雅后》）
    戴氏虽论《小雅》，不及《大雅》，而他的意见与郑氏针锋相对，杀是有趣。
    戴氏能够破诗依时代的见解，纳三家诗的说法，以《采薇》、《出车》、《杕杜》为懿王时诗，而驳毛、郑。胆量之大，识力之高，令人猜想不到他是清初谨守家法的诗学界中的人物。以上介绍戴氏对于诗的三种见解，皆独标新解，自成一说。识力远大，迥非陈奂、胡承珙辈墨守家法为序传作忠仆者可比。很有值得一看的价值。
    戴东原治诗之方法
     戴氏的《毛郑诗考正》引据翔实，考证谨严；纠正毛、郑的地方字字精审，句句允当，令人无懈可攻。毛、郑讲通的语句他也解释得意义明白。
    但我们现在所应注意的不在他已考出的结果，而在他用来考正的方法。
    他所用的方法就是考据学的方法。“无稽埏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钱大昕《戴震传》）
    几句话可以表示他的方法的精神。考据的方法的全体也无须我介绍，此处我仅指出他的治诗学用的一个特别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在诗学中虽算特别，而在清代考据学中却是很普通的；即梁任公先生指出的：
    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见《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
    我用戴氏的话来给它取个名字，叫做：“通证”的方法，或以诗证诗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大概如此：取诗中同样的字归纳拢来求一个共通的解释；或者取同样组织的辞句来归纳得一个共同的辞例。
    戴氏对于毛《传》同字随处易解很不满意，极力诋斥“缘辞生训”。他在《草虫》篇说：
毛《传》曰“草虫，常羊也；阜螽， [上‘樊'下‘虫']也”……震按“阜”，大也；如“四牡孔阜”之“阜”。喓喓状其声，故概曰草虫；趯趯状其跃，故目之曰阜螽。螽之属不一，螽其统名也。草虫……则凡小虫草生者之通语也。《尔雅》“[上‘阜'下‘虫']螽，[上‘樊'下‘虫']；草虫，蝜[上‘樊'下‘虫']”……盖因诗辞而别其名类以传合之。《尔雅》周、秦之际所记，解释诗书，往往缘辞生训，以为尽可证实，则违经矣。（《诗经补注》）
    他用“四牡孔阜”的“阜”来证明阜螽的“阜”应作“大”解，也是以诗证诗的一个例。又在《大雅》《文王篇》中说：
    经传中言“丕显”多矣，古人金石铭刻多作“不显”。二字通用甚明。传笺各缘辞生训，失其本始。（《毛郑诗考正》）
    又在《民生篇》中说：
    字义推之经中有通证庶少差失。说者往往缘辞生训，偏举一隅，感滋多矣。（《毛郑诗考正》）
    又在《桑柔篇》中说：
    所施不同，义归于一。说者缘辞生训，一篇之中遂多差违。（《毛郑诗考正》）
    以上就我所翻到的顺便引几条，藉此可以看出戴氏的精神，也可以明白戴氏通证方法的意义。现在就他所已研究的材料引几个例。
    （一）字义的通证
    《周南·卷耳篇》“采采卷耳”毛《传》说“采采，事采之也”；朱熹说“采采，非一采也。”意思虽不同，都把它当动词，作“采取”解。
    戴氏不以他们的解说为然，他断定“采采”是形容词，应作“众多貌”解。试看他的通证：
    诗曰“采采芣苜”，又曰“兼葭采采”，又曰“蜉蝣之翼，采采衣服”，皆众多者。卷耳、芣苜又以见其多而易得之物。（《诗经补注》）
    戴氏的证法在这段中很明白地表显出来。为使人明暸他的精神，再多举几个例。
   《螽斯篇》“宜尔子孙，振振兮”，毛《传》释为“仁厚也”。戴氏攻击道：
   《毛诗》于“振振公子”，“振振君子”，皆曰“信厚也”；于“振振鹭”曰“群飞貌”……缘辞生训，故说各不同。（《诗经补注》）
     他自己把这些字归纳拢来作一番通证，结果断定：
    “振振”，仪容之盛也。
    于是他在《麟之趾》、《殷其雷》篇中释“振振公子”，“振振君子”都不照毛《传》，而解为“仪之盛也”。（见《诗经补注》）
    他又把诗中有“昭假”的诗句，收来作一番通证，而断定：
    诗凡言“昭假”，义为昭其诚敬以假于神，昭其明德以假于天。精诚表见，曰昭；贯通所至，曰假。（《毛郑诗考正·周颂》）
    他又把《云汉篇》中所有的“宁”字收拢来通证一番，说道：
    宁，乃也；语之转。篇内“宁丁我躬”，“胡宁忍予”，“宁俾我遁”，“胡宁瘨我以旱”并同。（《毛郑诗考正》）
    他又把诗中凡有“绥”字的诗句收拢来求其通证，断定：
    诗中凡言“绥”者，如“绥我眉寿”，“以绥后禄”，辞义并归主祭者受神降之福。（《毛郑诗考正·周颂》）
    （二）校正讹字的通证
    《卷耳篇》“云何吁矣”毛《传》说“吁，忧也”；郑《笺》说“云何乎其亦忧矣；深闵之辞”。戴氏以为这个字是错了的，应当作“盱”。试看他的通证：
    “吁”当作“盱”。《何人斯》之诗曰“壹者之来，云何其盱”，《都人士》之诗曰“我不见兮，云何盱矣”，皆不得见而远望之意。《尔雅》云“盱，忧也”，《毛诗》于“盱”不复释，则皆蒙《卷耳》传矣。今此诗及传作“吁”者，后人转为写之讹耳。（《诗经补注》）
    这是他用通证法来校正讹字的例。为节省篇幅计不多举例。
    （三）数字同义的通证
    诗中“聿”、“曰”、“ yuan[内‘矞'外‘辶']”三字《传》、《笺》随处易解；或为“述”，或为“遂”。戴氏以为不便，他用通证证三字可以互用，同为承明上文之辞。他说：
    诗中“聿”、“曰”、“ yuan[内‘矞'外‘辶']”三字可互用……皆承明上文之辞耳，非空为辞助，亦非发语词。而为遂，为述，为自，缘词生训，皆非也。（《毛郑诗考正·唐风》）
    戴氏证得的结果很有价值。虽尚有讨论的余地，但他的精神使我们佩服不已。
    （四）语式的通证
    诗中有许多语句，可以求出一定的公式。譬如“亦孔之厚”，“亦孔之哀”，“亦孔之丑”，“侯栗侯梅”，“侯薪侯蒸”，“维熊维罴”，“以阴以雨”，“悠悠我思”，“悠悠我心”，“悠悠我里”，者可以求出一定的公式。照着公式，对于同样的语句很易解释。戴氏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对于“有”字曾加通证。
    《宾之初筵篇》“有壬有林”，毛《传》解“壬，大也”；“林，君也”；意为“大君”，指祭祀的孝子而言。戴氏不承认他的话，自己通证后得一结果：
    诗中如“有宾”、“有莺”之类，并形容之辞。
    他就这个意思解“有壬有林”道：
    此以形容百礼既至，礼无不备……壬壬然盛大，林林然多而不乱。（《毛郑诗考正》）
    依戴氏的话可以成立一个公式：
    有 + 形容词 = 形容字 + 然
    一切同样的语句，都可以依此解释了。
    关于语式的研究，戴氏的《毛郑诗考正》中不过初具端倪。我引这一个例，表示他曾经注意到此就够了。
    在这篇里，我把戴氏的通证方法详细介绍，我的意思是使现在治诗的人注意到这个方法，向《诗经》本身里去寻解释，除去从前说诗家不问经文的毛病。
    结论
    戴氏关于诗学有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可以供现在研究《诗经》者的参考。而我们更应当特别注意的就是他的治诗方法。
    历来说诗家解释诗中训诂不是望文生义（即戴氏所谓缘辞生训）就是放开经文闭眼考证。这种态度实在荒谬得很。
    我们在研究诗中最好是仿效戴氏的方法，在《诗经》本身里面去求解释，去归纳每个字的真义。然后这一堆瓦砾才可以弄清。
    我诚恳希望：
    两百年前的大儒替我创造的工具，我们能应用来掘出埋没了几千年的瑰宝。
                                                                                  ——吴时英《戴东原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