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超案:先生书之未成者,最可惜莫如此书。段《谱》所记,极能说明其治地学之方法,后有好学者,可踵事而成也。
……
《戴氏遗书本》。王昶《戴先生墓志铭》作七册,洪榜《戴先生行状》作三十卷。按此书不止一卷,知佚者必多也。
——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
《水地记》一卷全书二十四条,记昆仑至太行之祖国大地。戴氏立意反传统地理学“于古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的叙述方法,以中华历史文化为贯串而叙述中华大地的山川水流,以地理体现行政建制,经史子集无不俱引,以之作为历史证据,为解释地理服务,或以地理实情与文献中史实挂钩。这是他整理、研究《水经注》受到启示所产生的成果,也是他编写地方志实践经验的总结。以水系辨山脉,以山川形势考察郡县建制和地理沿革,是戴震的重要地理学见解。本书是清代史地学以水为主的奠基之作。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评论说:“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自《尚书》、《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战国至今,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贴,至赜而不乱。”“国朝之言地理者,于古为盛,而先生乃出其上”。评价十分恰当的。
——余国庆《戴震文献学著作述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