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书目评介-汾州府志

    段玉裁《戴氏年谱》云：“汾州太守孙君和相聘修府志，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玉裁曾节抄《府志·例言》、《图表》、《沿革》、《星野》、《疆城》、《山川》、《古迹》，将付诸梓，以为修志楷式。”
                                                                                 ——胡朴安《戴先生所著书考》
    戴震一生，精于经，邃于史。……戴震主修《汾州府志》，高速体例，特别突出民生利病之事。如以往修志，山川之属往往散列，且点缀以嬉游胜景。戴震则不然，他采用以水统川的办法，遍及泽泊、堤堰、井泉，并详录自古以来引渠灌溉之法、筑防疏通之事，集形势、风气、农政、水利于一体，“府境虽广，山川虽繁，按文而稽，各归条贯，务求切于民用”，（《汾州府志·例言》）完全以民生利病为旨归。……在修志中，戴震还详载赋税，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政之大体，民之利病所系，胥役豪右，其滋弊不可穷诘也。知民之所苦及旱潦之不常，以达其情，尤亲民之吏宜务图者矣。”（《汾阳县志·例言》）修志以资治的史学思想表露无遗。
   戴震指出，城池、官署、仓廒、学校、坛 [左[土]+右[遗]]、关隘、营防、驿铺、户口、田赋、盐税这十一项内容，“官事也，民事也”，“政之大体于是乎在，民之利病于是乎在”。（《汾阳府志·例言》）是既关涉民生利病，又关涉施政大要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在志书中详加论列。对于那些不明“古今因革，山川形势，政之体要，民之利病”的志书，戴震多有批评，一再申明志书工作，“求其切民用，达治道也”，（《汾州府志·序》）指出作志要“严治体例，博通古今”，“上下数千年政事人物，毕赅于兹；民之疾苦，政之后先，备见于兹”，（《永宁州志·序》）为施政者提供借鉴。……戴震史学观中的另外一重要思想就是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修志见解中。他曾说：“志之首，沿革也。”（《汾州府志·例言》）主张修志首重地理沿革。戴震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撰《水地记》，治《水经注》，对地理沿革之误而导致的史画颠倒错讹深有体会。他在修志中重视对地理沿革进行考辨，实际上是他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所形成的史学思想在方志修撰中的折光，也恰恰成了他史学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戴震特别重视图表的作用，认为……“山川图为地志大节目”（《汾阳县志·例言》），以图表见山川河流分布，使人一目了然。总之，戴震的史学观折射出他的学术观。一方面，戴震主张经世致用，故而他的史学研究都鲜明地打上了经国济世，切于民用的烙印。另一方面，戴震主张实事求是，故而他致力于史实的考证，尤其是地理沿革的考证，以求传信于其后。他的史学见解，恰恰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
   天文地理数学部分参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朱珪任山西布政使，戴震是幕僚，故参与了方志的编写工作。汾州自明万历后即未修过府志，历代沿革不一，十分复杂，在撰修过程中，他辨明沿革，考证史实，驳正《元和志》的六大谬误，订正《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的不实之处，贯彻了乾嘉学派考释精审的主张与学风。
                                                                             ——余国庆《戴震文献学著作述评》
   章实斋有《与先生论修志书》，而先生集中未有论此者。《汾志·例言》，亟宜录出单行也。
                                                                           ——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