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书目评介-古韵标准

    自昔论古音者不一家。惟宋吴棫，明杨慎、陈第，清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之书最行于世。其学各有所得，而或失于以今韵部分求古韵，或失于以汉魏以下隋陈以前随时迁变之音均谓之古韵。故拘者至格阂而不通，泛者至丛脞而无绪。永是书惟以诗三百篇为主，谓之诗韵。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谓之补韵。视诸家界限较明，其韵分平、上、去声各十三部，入声八部。每部之首先列韵目。其一韵岐分两部者，曰分某韵。韵本不通而有字当入此部者，曰别收某韵。四声异者，曰别收某声某韵。较诸家体例亦最善。每字下各为之注，而每部末又为之总论。书首复冠以例言及诗韵举例一卷。大旨于明取陈第，于清取顾炎武，而复补正其讹阙。吴棫、杨慎、毛奇龄之书，闲有驳诘。柴绍炳以下，则自郐无讥焉。古韵之有条理者，当以是编为最，未可以晚出而轻之也。
                                                                                         ——《四库全书总目》
   这是江永晚年研究古韵的一部重要著作，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并由他的高足弟子戴震参定。
    以前的古韵学者，缺乏严格的时代观念，往往将先秦韵文与汉魏六朝以及隋唐韵文混为一谈，这样就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江永有鉴于此，便确定了一个标准，即“以《诗》为主，经传骚子为证，《诗》未用而古今韵异者采他书附益之”。江永认为，这样“标准既立，由是可考古人韵语，别其同异，又可考屈宋辞赋，汉魏六朝唐宋诸家有韵之文，申其流变，断其是非”（《古韵标准·例言》）。
    本书按《广韵》四声次第排列韵部，其韵分平、上、去三声各十三部，入声八部。每部之前先列《广韵》韵目，次列韵字，每字下又分别为之注，而每部之末，附以总论，细辨分韵的理由。对于《诗经》中不曾入韵的字，又于该韵部的后面别列“补考”，详辨其古音归属。条例相当谨严，体例也比较完善。
    江永在《古韵标准·例言》中曾谈道：“近世音学数家，昆山顾炎武宁人为特出。余最服其言曰‘孔子传《易》，亦不能改方音'，又曰‘韩文公笃于好古，而不知古音'，非其特识，能为是言乎？”转而又说：“细考《音学五书》亦多渗漏，盖过信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于‘大'、‘田'等字皆无音。《古音表》分十部，离合处尚有未精，其分配入声多未当。此以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每与东原叹息之。”鉴于顾氏这一不足之处，江永研究音韵学同时兼及审音。
    此外，江永还从文字谐声通转关系上，隐约窥探出阴阳入对转的规律，因此提出“数韵共一入”的主张。这对于戴震、孔广森等人的阴阳以转理论自必产生一定的影响。章太炎说：
    “同入相配，已肇阴阳对转之端，其后东原为《声类表》，传入淮岱，孔撝约化为其鸮音，始采集为《诗声类》，然后繁音异读，各有友纪。此江氏造微之功，所以度越前修者欤！”（《重刊古韵标准·序》）
    ……
    江永音韵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等，《古韵标准》影响尤大。乾隆三十四年（ 1769）成书，是江永晚年研究古韵的一部重要著作，由他的高足弟子戴震参订。
   《古韵标准》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为古韵研究确立标准
    江永以前的古韵学家，在治古音时，缺乏严格的时代观念，将先秦韵文与汉魏六朝及隋唐韵文混为一谈，因此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正如《四库全书总》所说：“自昔论古音者不一家，惟宋吴棫，明杨慎、陈第，国朝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之书，最行于世，其学各有所得，而或失于以今韵部分求古韵，或失于以汉魏以下、隋陈以前随时递变之音均谓之古韵，故拘者至隔阂而不通，泛者至丛脞而无绪。”（《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三》）而《古韵标准》“惟以《诗三百篇》为主，谓之‘诗韵'，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谓之‘补韵'，视诸家界限较明”（《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二）。这样，“标准既定，由是可考古人韵语，别其同异，又可考屈宋辞赋、汉魏六朝唐宋诸家有韵之文，审其流变，断其是非”（《古韵标准·例言》）。也就是说，标准确定以后，才好与后代的声韵相比，校其异同，明其流变，以洞悉韵学发展的轨迹。
   （二）分古韵为十三部
    江永分古韵为十三部，分部的特点：
    一是真元分部，二是侵谈分部，三是宵幽分部，四是侯鱼分部。
    将顾炎武三部分成六部的理论根据是弇侈分立，所谓弇，就是比较闭口，所谓侈，就是比较开口，这样划分以后，除了极少数合韵的情况以外，弇侈的界限是比较明显的。顾氏将古韵分为十部，江氏把其中三部析而为二，又把侯部转入幽部，所以在总数上看，江氏只比顾氏多了三部，分为十三部。
   （三）关于入声的分配问题
    顾氏的古音十部，入声屋、质、药、缉分别附在平声脂、鱼、宵、侵四部里，到了江永才使入声真独立出来，并将顾氏的四部析为八部，即屋部、质部、月部、铎部、锡部、职部、缉部、叶部。
    另外，江永还从文字谐声通转的关系上，隐约地窥探出阴阳入对转的规律，主张“数韵共一人”，阴阳可以共入，这已开阴阳入三分的先河，对戴震、孔广森等人的阴阳对转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注重审音
   江永研究古音韵的着重点与顾炎武稍有不同，顾炎武只凭考证，而江永则兼及审音，他在《古韵标准·例言》中曾论及顾炎武时，说：“《音学五书》亦多渗漏，盖过信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于‘天'、‘田'等字皆无音。《古音表》分十部，离合处尚有未精，其分配入声多未当，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每与东原叹息之。”（《古韵标准·例言》）
    江永批评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可见他是非常重视审音的。《古韵标准》这部著作，既能采择前人的长处，又发挥了个人独到的见解，有些重要观点，大都成一家之言，为后世研究古音者所重视。
    江永在本书中，为字注音，不用直音而用反切，较之前人已意推测古读，用直音注音，准确有据。江氏撰写本书，指明论韵的标准和辨韵分部的方法，把古韵学研究引向科学的道路，对清古韵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徽派诸家的古韵学研究，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古韵标准》卷首有《诗韵举例》一篇。江永说：“韵本无例，《诗》用韵变动不居，众体不同则例生焉。不明体例将有误读韵者，故先举此以发其凡，自是而古韵可求，其非韵者亦不致强叶误读矣。”江氏归纳的《诗经》韵例有：连句韵、间句韵、一章一韵、一章易韵、隔韵、三句隔韵、四声通韵、三句见韵、四句见韵、五句见韵、隔数句遥韵、隔韵遥韵、隔章尾句遥韵、隔章章首遥韵、分应韵、交错韵、句中韵、叠句韵。
    顾炎武对字的归类之所以不尽妥当，原因即在于对《诗经》韵例未加详辨，以致把非韵字误为韵字，把换韵的看作是一韵到底的，把本是韵字误为非韵字等。江永对《诗经》韵例详加辨析归纳是很有意义的，所见较顾氏完密，后出转精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徽派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