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少年颖异，资质超人，十三岁补诸生，二十五岁中举人。曾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等县知县。段玉裁博通经史，早先得顾炎武《音学五书》，惊为秘笈，整日钻研不倦。后以戴震为师，与王念孙同学，学问益进。四十六岁称病去职归里，遂不复出，安贫乐道，居苏州之阊门，读书著述三十余年。
    段玉裁继承师学，笃嗜经术，穷微极博。长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同时也精于校勘，于诸家小学皆别择是非，是徽派朴学大师中杰出的学者。他以毕生精力钻研《说文解字》一书，彰明《说文》体例，阐发六书原理，注意词义变迁，订正许慎误说，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其所作《说文解字注》一书的贡献，不仅在于注，亦在于校。首先根据《说文》体例和宋以前群书所引《说文》辞句，以校正其讹脱，再用古书上的字义，来阐明《说文》的说解和一字多义的由来，于篆文亦颇多改正删补。注解文征博引，引书至二百二十六种，为治《说文》学者所推崇。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其在《经韵楼集·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有论：“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 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他说：“转不若多存其未校订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而不可治。”（《经韵楼集·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其分析为：“读书有本子之是非，有作书者之是非（按当指立说），本子之是非，可雠校而定之，作书者之是非，则末易定也……仆以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书者之是非，则存乎识断、审定。”（《经韵楼集·与胡孝廉世琦书》）这些议论，给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今照此写本，段君之言为定谳矣”。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近年，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之”，证实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段玉裁生平著述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集》、《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录》、《戴东原年谱》等。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頲、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