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书印刷业的兴盛
中国古代的出版业一直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安徽地区的古代出版业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许多重大突破有不少是在安徽江淮大地上的杰出人物来完成的。
- 安徽地区古代出版印刷业的产生
安徽地区古代的出版业紧步全国后尘，它的产生不晚于中唐时期，至五代时期有所发展。早期的印刷品为日历、佛教经卷及诗文集类。安徽地区流通的私刻历书至迟在唐大和九年（公元835）以前，诗文集则在长庆四年（公元825）之前。
关于私印历书，《全唐文·冯宿奏疏》卷六二四史记载了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二十九日）东川节度使冯宿奏请禁止私印售日历说：“剑南、两川、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唐时的淮南道在今安徽地区设有和州（治今和县）、庐州（治今合肥市）、濠州（治今凤阳县临淮镇北）、滁州（治今滁州市区）、寿州（治今寿县）、舒州（治今潜山县）6州。这说明公元801年颁布由官方刻书印日历才30多年，安徽地区已有私自印售历书的事。冯宿这本维护皇权的奏章很快得到批准：“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冯宿的奏疏是最早记载中国古代出版的历史文献。
还有宋·王谠在《唐语林》卷七上记载，唐王朝在颁布禁断私印日历书不到半个世纪，又出现了江东道因私印日历扭送公堂的事。其文曰：“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售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这件事说明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剧的局面已使摇摇欲坠的唐政权无力干涉民间私自印售历书的事，仅斥去了事。它给我们透露了唐代的今皖南、苏南地区的出版信息。
五代时期，关于安徽地区流通的刻印书籍已见诸文字记载。《册府元龟》卷六O八载，后唐宰相冯道“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无经典”。吴地，含今安徽地区，说明印售的书籍品种很多。安徽地区具体的出版情况也有两则文字记载。
一是《旧五代史·晋书·高祖本纪》载，亳州太清宫（即今亳州市道德中宫）道士张荐明奉石敬瑭之命，“以道德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这是安徽地区载之正史的第一部雕板印书。
二是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保大五年（公元947）寿春（今寿县）刻《金刚经》1卷。这是安徽地区在古代书目中有确切印制年代的第一部刻印书。
- 繁荣发达的宋元出版业
宋元时期（公元960-1368），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今大陆存有宋版书千余种，台湾不下200部。今存元版书约六七百种，台湾省也有230余部。宋元时期，安徽地区已形成以徽州为中心的沿江府州刻书带，出版业十分繁荣。
《安徽省志·出版志》整理了名为《历代皖版综录》的资料，根据这个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宋元时期安徽地区刻书近150种，另上重版、修补版和重印版，不下200起。一个地区能刻这么多种书，无疑是全国重要的出版地区，仅次于当时的出版中心汴梁、江浙、福建、四川地区。
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安徽地区政治安定，尤其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梅尧臣、欧阳修、晏殊、苏辙、王安石等人长期生活和为官的安徽地区，以致大江南北地区公私刻书盛行，图书市场繁荣。从现在掌握的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安徽地区出版业的一斑。
《宋史·郭延泽传》载，南唐秘书省正字，入宋任著作佐郎，转殿中丞，出任建州知州的郭延泽，致仕后，在濠州城（今凤阳县临淮镇）南“有小园以自娱。其咏牡丹（诗）千余首，聚图籍万余卷，手自刊校”。他是安徽地区载之正史的第一个家刻出版家。
1983年7月，在无为县虹桥乡出土了一盒《胡府君曹夫人墓志铭》。铭文记载了墓主胡士宗这个未出家的佛门信徒，不见经传的布衣，先后于北宋元丰（1078-1086）中刻《金刚经》，崇宁元年（1102）刻《法华经》、《度人经》等3部道释经卷，计70余卷，印数分别为3000部、5000部。这块全文594字的石刻铭文现藏无为县图书馆，是安徽地区发现最早的、最完整的出版文献（详见《东南文化》1988年3期）。
从《宋史·艺文志》等资料看，安徽地区南北官刻的主要出版物是方志、图经类政书。如《[祥符]宣州图经》、《[祥符]歙州图经》等。
整个北宋时期，安徽地区的图书市场十分活跃。《宋会要辑稿》第165册记载了大观二年（1108）七月二十五日，宋徽宗批准了走马上任的新差权发遣提举淮南西路学事苏棫的奏札，对附庸风雅的私刻和专为科举仕子投机取巧的参考资料等没有经过国家有关机构批准的坊间出版物加以禁断。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安徽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情况。
南宋时期（1127-1279），淮北地区先后属金、蒙古、元政权，江淮部分地区为战乱区，使这些地区已经兴起的出版业受到影响。江南地区局势相对稳定，所以在这个时期形成以徽州为中心，沿着江南、沿江地区发展的出版总态势。
南宋时期，安徽地区刻书近百种，130余起。复印重版次数较多的有《文选李善注》、《黄山图经》等。如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朝递修的池州尤延之本《文选李善注》的修补版权页下就先后注有丙午（1186）重刻、丁未（1187）重刊、戊申（1188）重刊、壬子（1192）重刊、乙丑（1205）重刊、丙寅（1206）、景定（1260-1264）重刊、壬戌（1262）刀、壬戌重刊等字样。自淳熙八年（1181）至壬戌（1262），仅80余年，尤延之本《文选李善注》的修补重印就达10次之多。《黄山图经》在宋代也印刷过4次。
对宋代皖版书分类，按刻资历渠道，官刻百起，80余种；家刻31起，31种。按刻书的分布地区统计，徽州刻书50起，45种，其中，官刻30起，25种。其他地区官刻是池州22起，刻书11种；舒州（安庆府）刻书12起，10种；太平州12起，12种；广德军9起，9种；宣州（宁国府）8起，7种；庐州府4起，3种；滁州1起，1种。家刻中，徽州20起，20种，其中标有卷数的16种，总卷数为463卷。其他地区的家刻为：无为军4起，4种，85卷；太平州4起，4种，44卷；宣州1起，1种；寿州1起，1种；舒州1起，1种。
南宋时期，安徽地区著名的官刻机构主要是州学和公使库。著名的出版机构有：
徽州州学，又名新安郡斋，后为紫阳书院取代，目前已知刻书18种，连同重版计有20起，总卷数为793卷，著名的出版物有嘉泰四年（1204）年沈有开刻宋·吕祖谦辑《皇朝文鉴》150卷、《目录》30卷。嘉定十六年（1223）刻宋·叶适撰《习学记言》50卷，末有汪纲镌版于郡斋跋。嘉熙四年（1240）刻宋·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统说》1卷。尤藻在新安刻宋·尤袤撰《梁溪遗稿》50卷，今仅存1卷。徽州版还有宝祐五年（1257）竹溪书院刻宋·方岳撰《秋崖先生小稿》83卷及咸淳元年（1265）刻汪莘撰《方壶存稿》等。尤其是南宋淳祐六年（1246）在今歙县城（公元故徽州治）南门外建紫阳书院以取代州学，分别延徽州州学、新安郡斋、紫阳书院刻书，成为南宋著名的官刻机构。著名的刻版要数淳祐十二年（1252）州守魏克愚刻其父魏鹤山先生经学著作10种327卷及咸淳六年（1270）刻宋·罗愿撰《尔雅翼》32卷。
池州州学，又名池阳郡斋、池阳郡学、秋浦郡斋，刻书11种，550多卷，还有十多次重版。著名的出版物有淳熙七年（1180）尤袤刻晋·郭璞撰《山海经》18卷，淳熙八年（1181）知州袁说友刻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李善注》60卷、《考异》1卷，同年，池阳郡斋刻，绍熙三年重修本题宋苏易简撰《文选双字类要》3卷。绍熙二年（1191）权池州知州张釜刻其祖父、宋·张纲撰《华阳集》40卷。嘉泰四年（1204）至开禧元年（1205）知州陈谟刻唐·房玄龄等撰《晋书》130卷，嘉定九年（1216）刻宋·李道传辑《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又称《朱子语录》、《晦庵先生语录》43卷，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残存7卷，北京图书馆藏胶卷。宝庆三年（1227）知州王伯大刻宋·朱熹原著、王伯大重编《别本韩文考异》40卷、《外集》10卷、《遗文》1卷，为历代《韩文考异》刊本中最早、最精善的版本。绍定二处（1229）张洽刻《昌黎先生考异》10卷。端平丙申（1236）江东仓使兼知池州王伯大纂修的《秋浦新志》16卷，也是官刻本。
太平州学，又称当涂郡斋、姑孰郡斋，刻书11种，550多卷，还有10多种重版。著名的刻本有乾道六年（1170）刻知州洪遵撰《洪氏集验方》5卷；七年（1171）知州洪遵刻宋·李柽撰《伤寒要旨》1卷，《药方》1卷；八年（1172）吴郡胡元质刻宋·扬侃撰《两汉博闻》12卷（又刊自《左氏摘奇》于当涂道院）；淳熙五年（1178）刊《徐氏家传方》；嘉定十年（1217）吴正肃刻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解》中的《论语集注》10卷、《序说》1卷；《孟子集注》14卷、《序说》1卷；淳祐十二年（1252）知州马光祖新刻宋·朱熹撰《中庸章句》1卷，《大学章句》1卷，合嘉定十年刻两种，计4种28卷，此刻本注与本文皆大字本，为同类书中的善本，计7种47卷。乾道三年（1167）当涂假守吴芾刻宋·李之仪撰《姑溪居士前集》50卷、《后集》20卷等，刻郭祥正撰《青山集》30卷。
广德军学，又名广德郡斋、桐川郡斋，最著名的刻本为3种版本的《史记》。广德军还刻汉·杨雄撰《二十四箴》。
宁国府学，又名宣州军州学、宣州郡学、宁国府学、宣城郡学、宛陵郡斋，著名的刻版有两刻产北宋诗人梅尧臣的《宛陵集》60卷、《附录》1卷。绍兴二十七年（1157）楼炤在宣城郡斋刻齐·谢朓撰《谢宣城集》10卷中的5卷诗赋部分。淳熙十四年（1187）宣城刻曹冠撰《燕喜词》。宋末，宣城郡学刊宋·胡寅（注，安国子）撰《致堂读史管风》30卷，宝祐二年（1254）宛陵郡斋刊明修补本。还有乾道间宣州公文纸印唐·李贺撰《李贺诗歌编》4卷、《集外诗》1卷。
舒州州学，后升为安庆府学，又称舒州郡学、龙舒郡斋、舒州郡斋、潜山郡学，是江北和沿江地区最大的官刻机构之一，所刻书世称龙舒本。直署府州学的著名刻本有：绍兴十六年（1146）承刻淮西路交办的《太平圣惠方》100卷之半，乾道三年（1167）潜山郡斋刻唐·柳宗元撰《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0卷、《别集》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淳熙三年（1176）印宋·赵明诚撰《金石录》30卷，今北就图书馆藏，此版无李清照（易安）后序，与舒州公使库刻本应为同一版本，后寿县境内小黄赵不谫本应为三印本。绍兴间（1131-1162）龙舒本宋·王安石撰《王文公文集》，又名《临川集》100卷，今上海博物馆藏该版本之宋·向汮藏绍兴间印本中的76卷，字大疏朗，刻工精细，字如新椠。说明宋代的安徽地区印刷书写材料的精美。
舒州公使库，该库刻本是库本中的佼佼者。今北京图书馆就藏有淳熙三年（1176）刻宋·赵明诚夫妇撰《金石录》30卷；宋·方闻一编《大易粹言》12卷（《郡斋读书志校正·读书附志》著录为舒守曾穜[字献之]作序，方闻一撰《大易粹言》70卷、《总论》3卷；宋·洪迈撰《容斋四笔》64卷，以及《礼记释文》4卷，《春秋经集解》30卷，《礼记郑注》20卷等6种106卷。其中《大易粹言》全书45言录有各种费有及售价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发行资料。
类似此类官刻还有淮西路（治今合肥市），刻《太平圣惠方》100卷之半）、庐州州学，又名庐州郡学两刻宋· 包拯撰《包孝肃奏议集》10卷。绍兴十三年（1143）无为知军赵士[（夕（左上）+又（右上）+米）+彡]刻扬杰撰《无为集》15卷，为大字，白纸印本。还有滁州州学，又名滁阳郡斋，今北京图书馆藏其刻宋·林铖辑《汉隽》10卷等。和州刻傅尧俞、范纯仁、刘挚撰《三老奏议》等。
南宋时期，安徽江南地区学术繁荣，家刻也是群星闪烁。著名的家刻有洪适、魏克愚等著名的官僚在安徽任地方官时所刻的书，安徽本地区的刻书家如歙县的祝穆，以及皖籍学者在外地刻书如婺源的朱熹、休宁的程大昌、黟县的江纲、绩溪的胡仔、寿县吕乔年等。
入元以后，安徽地区继承和发展了南宋的出版态势，并仍保持着官刻、家刻两种出版形式。
元代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由于实行民族岐视政策，对公私刻书进行了严格审查，造成元代刻书业，反而远逊于宋代。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说，元人著述3000余种，元刊元人著述可考的出仅有200种，连同宋刻、元修元印本及元刻古书，元刊本可考的也仅有三四百种。其中刻书较多的要数各路官学和书院。私人刻书更难，需由当地士绅呈请学使，再呈中央学部批准方能刻印，故元代家、坊刻较少。不完全统计，元代刻书共有57起，51种，按刻资渠道和分布地区归类为：官刻25起，20种，家刻32起，31种。
上述江南地区各路官学除在大德间积极参与校刻正史外，南北地区的官刻也是以官学为著。如宁国路官学于泰定二年（1325）刻宋·洪适撰《隶释》37卷、《隶续》1卷，又于丁亥年（1347）重印。而没有参与刻印正史的徽州路官学、紫阳书院刻书最多。著名的刻本有延祐七年（1320）郡守朱霁刻宋·罗愿撰、元·洪焱祖音释的《尔雅翼》32卷，元末刻元·洪焱祖撰《续新安志》10卷，重印宋·魏了翁撰《九经要义》中的《周易要义》10卷、《礼记要义》32卷、《仪礼要义》50卷，至元二十五年（1288）重印了魏氏《大易集义》64卷（今北京图书馆藏），以及至顺元年（1330）徽学教授王子宜刻王芮撰、郑镇孙纂注的《历代蒙求》1卷等书。
元代的官版中著名的还有大德二年（1298）旌德县王祯用木活字排印自纂《[大德]旌德县志》6万余言，在1个月内“百部齐成”，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有确切记载年代的木活字版印书。大德间旌德县校官刘安重刻宋·胡寅撰《致堂读史管见》30卷。泰定元年（1324）宁国路刊《新安旌城江氏家录》7卷，今安徽省博物馆藏。至元中，旌德县令刘性与婺源州守王文传重刊宋·朱松撰《书斋集》12卷附宋·朱槔撰《玉澜集》1卷。此外，还有不详年代的池州路张伯颜刊梁·萧统辑、唐·李善等注《文选注》60卷，胜过宋·万袤刻本。北京图书馆存残本50卷及第41卷后配明嘉靖元年汪谅刻本以成全部。
安徽地区元代著名的私刻家有方回、王幼学、郑玉、朱升学。
元末最重要的家刻要数婺源县绅士汪同在休宁县浯田创办的商山义塾，又名商山院所刻为著。其最重要的刻本要数刻本院山长、休宁学者赵汸的经学专著，包括今北京图书馆藏至元二十年（1360）至二十四年（1364）所刻《春秋属辞》15卷，《春秋师说》3卷、《附录》2卷，《春秋左氏传补注》10卷，计3种30卷《春秋金钥匙》，共有5种。
其他比较重要的家刻本有：至正九年（1349）绩溪汪梦斗刻其祖父宋·汪晫撰《西园康范诗集》等4种4卷；至正十八年（1358）宣城贡师泰刻宋·戴复古撰《石屏诗集》10卷；至正二十二年（1362）歙县郑氏丛桂堂刻元·陈柽撰《通鉴续编》24卷；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徽州的经学家胡一桂于皇庆二年（1313）自刻《周易本义启蒙翼传》3卷、《外篇》1卷等。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期。安徽地区出版业十分发达。所刻图书一般都具有部头大，印制精，名版多的特点。今据现在的宋元遗椠和历史记载，宋代皖版图书都具有校勘审慎，刻印精美，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主要是多以宣歙地区所产名纸为载体，字体多仿唐代书法名家欧、颜、褚、柳等字体；版式前期多白口，四周双边，后期多白口，左右双边，上下单边，版心上鱼尾上方刻字数，上下鱼尾之间刻书名、卷次、页码，下鱼尾下方刻刻工姓名或印书机构，卷末为校勘人衔名及家刻题记；前期多蝴蝶装，后期辅以合页装；避讳严格，均符合典型的宋版书的时代特点。同时，字大疏朗，纸墨均佳，为皖版宋刻的地方风格。现存世的宋代皖版书均为国家级上乘善本。有不少版本为历代翻刻影印的祖本，向为书林所珍视。
元代公私印书均延请书法高手上版，请艺高雕匠精心刻印。尤其是各路官学人才济济，财物雄厚，不惜工本，勤于校雠，使不少元版超过宋代水平。元代皖版遗存一般都具有版口中线黑口多，仿赵孟[兆(左)+页(右)]字体多，避讳松驰，并出现简、俗字体等元版图书的时代印记。
- 王祯的木活字印刷术
元代安徽在全国印刷史上最有影响的是旌德尹王祯创制的木活字印刷术。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史》与《新元史》中均无传。其事迹散见于他撰写的《农书》和安徽、江西两省地方志中。王祯，在明嘉靖刊本《农书》中作王祯，到了清代因避雍正皇帝胤祯的讳，被改作王桢或王正。王祯精通农学、机械为与印刷术。他于元贞元年（1295）至大德四年（1300）在安徽旌德任县尹。在此期间，他教民农桑，施药救人，建桥修路编撰《农书》，推广农业技术，推行先进农具。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王祯在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印成《（大德）旌德县志》。后经他回忆这件事时说：“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因字数甚多，难于刊印，故尚已意命匠创活字，二年而工毕。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予迁信州永丰县，挈而之官。”（王祯《农书·杂录》）
王桢木活字的发明与应用，在印刷史上具有极基重要的意义。
首先，王桢对毕昇以来的活字版印刷术做了重大改进，创立了活字印刷的模式。木、泥活字在王桢以前虽然也曾有过应用，但毕昇以为木活字“纹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而泥活字制造工艺较为复杂，印刷技术较难掌握，固版印时还须在铁范内装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王祯的活字在用料、雕刻与刷印技术上与普通的雕版印刷技术几乎完全一致，易学易用，便于掌握。基排版工艺比北宋毕昇时的木、泥活字方便简洁，高明许多。总之，王祯的木尖字制作与印刷方法已接近于现代的活字印刷术，为后人开创了一个活字印刷的模式，王桢以后的木、泥、锡、铜等活字印刷术虽然在用料及制作技术上有所改进，但主要技术路线依然是王祯活字印刷模式的延续。
其次，王桢发明了转轮排字盘，这是对印刷术的另一重大贡献。这种排字盘，直径七尺，高为三尺，“上作横架、下有钻臼。立转轮盘以圆竹笆铺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号数上下相次铺摆。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王桢《农书造活字印书法》）这种利用简单的机械装置，“以字就人”的检字方法，不仅减少了检字者的工作量，而且提高了检字的速度，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发明。
其三，王祯首创活字数码检字法，检字时“一人执韵以号数唱字，一人于轮上元布轮字板内取摘字只，嵌于所印书版盔内。”（王祯《农书造活字书法》）按这种数码作为代号进行检索汉字的方法，为世界数码检字方法之首例，可视为开近代出现的汉字“电报码”与现代发明的计算机“区位码”等汉字录入法之先河。用这种方法进行汉字检索，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开按声韵检字时出现多个同音字的“重码”现象，而且提高了检字的速度与准确率。
王祯木活字的制作与印刷方法详细记录在其著名的《农书》之后《造活字印书法》中，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详细地介绍木活字印刷的文献，不仅为后人保留了一份木活字印刷技术的遗产，出为活字印刷术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中国也为世界活字印刷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篇文献中，王祯首先指出雕版印刷“板木工匠，所费甚多，至有一收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瓦活字、易活字又“难于使墨，率多印坏，”然后将自己创制的木活字印刷术作一较为全面的总括：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名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榍榍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
接着，王祯又具体地叙述了刻字、修字、嵌字、制造转轮排字架，以及取字、安字刷印等方法，这在印刷史上，都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明清时期出版业
- 出版业的极盛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的极盛时期，安徽地区的出版事业也达到鼎盛。尤其是自隆、万后，徽州府跃居于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迅速形成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独占鳌头的徽派时代。入清以后，徽州府的刻书业仍居全国的领先地位。
- 明清时期的官刻
明朝前期，地属南直隶的安徽地区的刻书仍承袭宋元的官刻和家刻两种形式，坊刻微乎其微。
明代的官刻机构为府、州、县署，官学及官立的书院。所刻图书以经、史、子、集、方志、政书类为主。
据明朝周弘祖在《古今书刻》中载，万历前，安徽地区的官刻有89种，其中，徽州府31种，庐州府15种，宁国府14种，太平府7种，凤阳府6种，安庆府4种，池州府3种，直隶广德州6种，直隶和州2种，直隶滁州1种。
周弘祖的统计是很不全面的。以兴修的方志为例，明代安徽地区修刻的方志不下20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今安徽地区存世的刻本有72种，而《古今书刻》仅收录5种。查阅有关明代的刻书资料，周氏漏收的就更多。今存世的明版图书以今人杜信孚的《明代版刻综录》为例，也能找出许多周氏未收的官刻本。还有大量的供呈缴的户口黄册、丈量土地的鱼鳞图册等类官刻本还没有统计在内。
安徽地区的官刻本因刻资取之国库，以敬献朝廷、欣赏为目的，大部分以善本翻刻，所以一般都具有审校谨慎，刻工精细，内容正统，纸张、印刷质量均佳等特点，多为当时的名版，今存世的多善本。
明代安徽地区的官刻机构除徽州府（后在专门叙述）外，主要有：
庐州官刻，有府、州、县署及儒学。所刻图书除周氏所列15种外，还有刘定之撰《呆斋存稿》24卷；余廷心撰《青阳集》6卷；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30卷等。所刻方志，今存世的就有《[万历]庐州府志》13卷等7种53卷。
宁国府官刻，有府学、府、县署、县学及南陵籍山书院。所刻书除周氏所列14种外，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又名《保幼大全》20卷；元·贡奎撰《贡文靖公云林诗集》6卷、《附录》1卷；元·余廷心撰《青阳集》6卷；宋·梅尧臣撰《宛陵先生集》60卷、《拾遗》1卷、《附录》1卷；明·梅鼎祚辑《八代诗乘》46卷；宋·唐慎微撰《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31卷；明·梅鼎祚辑《六朝诗乘》26卷、《总录》1卷、《目录》1卷；明·焦竑撰《焦氏澹园续集》27卷；清初学者钱谦益撰《牧斋初学集》110卷；明·梅鼎祚辑《宋文纪》10卷等。官修的刻本方志存世的有《[嘉靖]宁国府志》10卷等7种78卷。
太平府官刻，除周氏辑录的7种外，著名的还有《婴童百问》10卷；明·王明鳌等辑《宋四六珠丛书汇选》10卷。还有今见存的方志刻本《[弘治]太平府志》20卷等2种32卷。
凤阳府官刻，除周氏所列6种外，著名的刻本还有元·王恽撰《秋涧先生大全文集》100卷；明·李梦阳撰《空（崆）同（峒）集》66卷、《目录》3卷、《附录》2卷；明·卢翰辑《掌中宙宇》14卷；明·薛铠撰《保婴撮要》10卷；秦·吕不韦撰《吕氏春秋》26卷，明·朱东光辑《中都四子集》4种64卷；凤阳刻《高皇帝御制文集》20卷；汉·高安撰、高诱注《淮南子》21卷等，以及见存的《[成化]中都志》10卷等府、州、县志23种190余卷。
安庆府官刻，除周氏所列4种外，还有杨应春撰《补拙集》6卷及今见存的《[天顺]直隶安庆郡志》12卷等6种府、县志，计85卷。
池州府，明代的官刻本，除周氏介绍的2种和明·朱元璋撰《高皇帝御制文集》20卷等外，还有《[正德]池州府志》12卷等10种86卷。
直隶广德州，除周氏列举的6种外，今见存的方志有《[嘉靖]广德州志》10卷等3种39卷州、县志。
直隶和州，最重要的官刻本，有含山县学宫明·沈津辑《百家类纂》及见存的《[正德]和州志》5卷等4种33卷州、县志。
直隶滁州，所刻书以《群公小简》6卷为代表。另有《滁阳会景编》12卷等4种40卷方志类书。
上述各府州的这些官刻本虽不及徽州府官刻的名版多，但也不乏精品。诸如南陵籍山书院所刻的《经史证类大全本草》，旌德县刘八相督工镌刻的《牧斋初学集》，周弘祖所指的宁国府刻《柳文》，即李汉编《韩柳文》两种100卷等都是国家级善本书。
藩刻本，明代藩刻是历史上特殊的官刻本。它是祖籍凤阳的明宗室在外地的刻本总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就收录诸藩刻本见存的58种。北京图书馆李致忠在《明代刻书述略》中统计了25藩刻书252种。张秀民先生统计达432种，也还有遗漏的。如宁藩刻书，他仅记载为2种，而《四库全书总目·存目》中所列《宁藩书目》1卷上就明确记为137种。清初学者钱谦益则进一步说宁藩的建藩者朱权“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 明代藩刻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有明一代，安徽地区的名儒显宦都很重视家刻祖先、家庭、自撰，以及名人的传世之作。明初的休宁朱升、赵汸，前期的休宁程敏政、绩溪胡宗宪、歙县毕效钦，以及潘璜、鲍松、方谦等所刻图书都是徽州府著名的家刻。凤阳府的勋臣之后郭勋，桐城的吴用先、吴国琦，宣城的徐元太、梅鼎祚等其家刻有不少流传后世。
明代安徽地区家刻的另一个主要书种是谱牒。这类谱书品种多，部头大，印制精，印数少，资料丰富，十分珍贵。其主要种类有家谱、族谱、家乘、房谱、支谱、世谱、统谱等属。这一时期，安徽南北地区刻谱都很普遍，尤以宗法思想浓厚的徽州府的休宁、歙县为甚。北京图书馆以善本收藏安徽地区的明代谱牒就有243种。其中标有卷数的199种就有1739卷。这些谱牒大都为家刻本，只有少数为明抄本。
明代安徽地区的坊刻大都在徽州府。隆、万后，徽州府坊刻崛兴，使安徽地区的官刻、家刻顿显逊色，徽州府也因此很快跃居全国刻书中心，并直至清代仍保持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的地位。
清政府统一全国后，一方面，编刊大批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封建说教内容的书籍，以消除各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另一方面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严禁不利于清廷书籍的出版。
最典型的要数乾隆朝多次下诏征书，尤其是在接受安徽学政朱筠的4点建议后，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虽然保留了一些孤本，对保存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贡献。但它改变了不少古籍的本来面目，毁坏了中国文化古籍中的大批精品。
清代，安徽地区是文字狱的多发地区和禁书活动干得最卖力的地区。据载，安徽地方官曾向清廷呈报18次，共奏缴禁书400种，其中皖人著述就有190种。尤其是闵鹗元在安徽巡抚任上短短的5年时间内就专折上奏8次，提出禁书240种。特别是在乾隆四十四年（1799）二月二十二日批示的闵氏专门上书献策铲削“悖妄著述”的奏折中，对闵氏的计谋大加赞赏。由于安徽地方官如狼似虎地对待藏书家和士人，使安徽的古籍惨遭荼毒。在这种寓征于禁于毁的活动中，全国进书500种以上的只有4家。除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外，其余3家都是徽州府人。鲍廷博是歙县长塘人，侨居杭州，献书626种，以精善见长；祁门马曰琯之子马裕侨居杨州，献书776种，献书最多；歙县汪启淑，侨居杭州献书也在600种以上（一说524种）。安徽地区，尤其是徽州地区献书百种以上的则更多。
安徽地区处长江南北，明末清初抗清活动活跃，学术一向繁荣，出版业十分发达。因此，安徽地区所受到的文化摧残也最为酷烈，也是文字狱的多发地区。其中，影响最大，涉及到出版业的著名文字狱案有康熙五十年（1711）桐城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黔纪闻》案，雍正十二年（1734）桐城孙学颜刻印吕留良的《四书讲义》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宁国府宣城县武生李超海的《武生立品集》案，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州戴移孝的《碧落后人诗集》案，乾隆四十七年（1782）歙县方国泰收藏的《涛浣亭诗集》案，以及早期的含山县运漕书案等。
清初实行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严重地摧残了明末出版业的高度繁荣局面。但又打着兴文重教的招牌，近使广大知识分子接受文字狱的教训，使之埋头故纸堆，走复兴古文、弘扬考据的治学道路，使清代的出版业仍出现畸形发展，出现官刻止步不前、家刻、坊刻均十分兴旺的出版局面。
清代安徽地区的官刻本以方志类书的编纂为著。除以家刻行世的各种山水名胜志外，官修的方志版本超过500种。今存世的各种清志版本399种中清印本有260余种，6617卷。其中刻本就有237种。北京图书馆以善本收藏的安徽地区清代方志95种达1928卷以上。
安徽地区的官印书籍主要为书院、官学本和少数官署刊印的先贤名宦著作。而官署版图书的重点是各类政书。举凡赋役、修城、鱼鳞册类各级官府多次编次刊行上报。现存这类官印精善本政书较多。北京图书馆就以善本收藏顺治间《江南赋役全书》不全本6种。其中编号为03623的安徽地区占75种，78卷。编号为03618的乾隆刻本《江南省江宁布政使司所属八府五州赋役全书》75种，77卷全是安徽地区的。还有乾隆朝《江南新宣等卫司赋役全书》12种12卷，《江南安属归并外卫赋役全书》17种17卷，《江南安属归并省卫赋役全书》20种20卷等均为安徽地区的政书。还有顺治朝刻《江南安庆府赋役全书》12种12卷、《江南池州府赋役全书》14种14卷等都是当地现存的精印本政书。
清代的书院本以位于今歙县城南的紫阳书院为代表。该书院清代刻书16种。南陵县籍山书院重印唐慎微纂《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31卷。连斗山所撰《周易辨画》40卷；合肥学舍刻清·陆继略撰补《崇百药斋集》20卷、《续集》4卷《三集》12卷、《合肥学舍札记》8卷；宁国府学刻清朝沈饮韩撰《初学堂诗稿》17卷《文稿》8卷等。泾川书院刻《泾川诗钞》、胡培翬撰《研六室文钞》等及新安书院刻明朝汪璲撰《语余漫录》等都很有名。
清前期，直接反映安徽地区文化教育、学术繁荣局面的家刻盛过历代。除徽州府外，随着桐城学派的兴起，桐城派家刻日益发展，形成以桐城为中心的江北家刻中心。该中心以家刻出版本人及本族、本学派先人先师著作为主的家刻群体，历清不衰。尤其是桐城派举旗的方苞一脉，自明迄清，代出名流学者，累世刻书。桐城文派中的中坚人物姚鼐一门家刻也是累代绵延。还有一些重要的家刻是在桐城派文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和显宦。如著名的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张氏一门种族繁衍，世代书香，刻书不断。还有江南的宁国、太平两府的学者众多，著述丰富，家刻十分发达。宁国府最突出的要数宣城数学世家梅氏家刻和泾县学者赵绍祖、朱珔、胡承珙、胡承琛等刊刻先人、先贤的学术著作。此外，民间、宗祠、寺院等刻印的道释阴阳、宗谱家乘、山水名胜志等类刻也十分发达，并在徽州府的休宁和安庆府的怀宁形成全国闻名的修谱中心。
清代的坊刻仍以徽州府为主。安徽其他地区的坊刻最著的要数康熙大书商、出版家淮南刘云份了。刘氏先后以梦香阁、野香堂、贞隐堂、玉持堂等号选刊唐诗。先后刊有《十三唐人诗》、《中晚唐诗选》、《青夕选唐诗》、《八刘唐人诗集》等辑刻唐诗子目多达160多种。一般每种1卷，少数每种2卷。往往同一选题，刊本迥异，是典型的坊刻本。还刻有《名媛诗选翠楼集》3卷，《唐宫闺诗》2卷等。此外，还有太平府陈氏尺蠖斋等皖籍书商在外埠经营的刻坊等。
据不完全统计，清前期安徽地区出版的图书品种2000余种，加上占籍外地的皖系出版家的出版物，最保守的数字也超过3000种。而重要的出版城市扬州的出版业几乎全为徽商及其后人垄断，金陵、苏州、常州、杭州等出版城市的编辑出版业、刻书业为皖人，尤其是徽州府人所占据的比例很大。清末，皖版或皖人刻书的品种超过千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作品9653部，13.9万卷，而安徽地区或皖人皖版图书的品种的相对数也几有《艺文志》的半数。清人著述丰富，印刷业更夥。今人杨绳信在《中国版刻综录》中统计北京等17家图书馆藏有清刻本9492部，皖版也占半数。足见清代安徽地区的出版业是非常兴旺发达的。
明清时期，安徽地区随着刻书业的发达，在除徽州府外，出版界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以家刻学术著作为主的学者名流。明代著名的人物有：
凤阳府的郭勋（？-1551），系武定候郭英的第六代裔孙。他所刻书范围广，多精善版。
宣城的学者、藏书家、戏曲家梅鼎祚（1549-1615），以鹿裘石室、玄白堂等家刻堂号刊刻自编、自撰及先人著作《书记洞诠》、《梅禹金诗草》、《宛陵集》、《合刻李杜诗钞》、《江光禄集》等200余卷。
宣城的徐元太是一位兴文重学的儒学大吏。他在外为官及居家都留意刻书。所刻书均为善本。
清代著名的家刻代表人物有：
桐城学者方以智（1611-1671），以浮山此藏轩为号，于清初刻自撰《博依集》、《方子流寓草》、《物理小识》、《通雅》等。
桐城钱澄之（1612-1693），以斟雉堂为号，于康熙间先后刻自撰《田间全书》5种。
桐城诗古文大家潘江于康熙间自刊《木厓集》27卷、《木厓椟集》24卷。又以石经斋为号，自刻自辑《龙眠风雅》64卷、《续集》27卷、《末集》1卷等。
宣城著名诗人施闰章（1618-1683），刻印自撰的诗文集《学余堂诗集》50卷、《学余堂文集》28卷附《外集》6卷等。
桐城陈焯自刻《宋元诗会》100卷。
桐城方苞（1668-1749）及其后人以抗希堂为号，先后刊布方苞撰、戴名世、刘月三论次的《方灵皋全稿》。
桐城显宦张英家刻世代绵延，延及清末。张氏父子生前及身后子孙均对其著述进行再版重印，并把重点放在刊布张英父子的遗墨上。
当涂县的徐文靖（1667-1756年后），于雍、乾间以志害堂为号，自刻《徐位山先生丛书六种》。
全椒县的金兆燕，官国子监博士，著述甚丰，家刻中最著名的要数他在任扬州府学任教授时梓行同乡吴敬梓所著《儒林外史》50卷。
宣城梅氏家刻的代表人物梅彀成（1681-1763）编辑其祖父、17世纪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的梅文鼎（1633-1721）的《梅氏丛书》24种63卷。还刻有梅文鼎撰《绩学堂诗钞》4卷、《文钞》6卷等。
当涂县的黄钺（1750-1841）在嘉庆间自刊《壹斋集》27卷，道光十年（1830）续刊《壹斋诗集》每28至35卷，十九年（1839）续刊《壹斋集》第36至40卷。其子黄中民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精刊黄铖注《韩昌黎诗增注证讹》11卷附《年谱》1卷及在咸、同间汇印《黄勤敏公全集》11种51卷。还在同治九年（1870）刻铖之季子黄富民（字小田，1795-1867）撰《礼部遗集》9卷等。
泾县的考证学家赵绍祖（1752-1833）将本邑先辈的遗书和地方史乘编辑成《泾县丛书》51种95卷刊刻行世。
桐城学者光聪谐的主要出版活动为辑同乡前辈著作100余种，编成《龙眠丛书》。
上述出版家所刻图书，在文化史、学术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 徽州府的出版业
地处深山茂林中的徽州六邑，向为历代名人向往的地方。源远流长的徽州之学，简称“徽学”，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这里士林繁茂，著述弘富。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载，明代徽州籍进士392人，清代226人。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清代歙县本籍和寄籍进士有296人，举人近千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
徽州地区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风日盛，加上徽州世族，家学渊源以及文化素养极高的徽商重文兴教，使徽州地区学者辈出，著述繁多。这些丰富的稿源为徽州地区的古代出版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文人学士，文化修养很高的徽商讲究珍藏文物、书籍，为刻书业寻求珍善本提供了条件。
明清时期，由于经济、商业、文化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一向发达的徽州官刻、家刻虽然仍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比之迅速崛起的坊刻很快就显得黯然失色。随着徽州府公私刻书业齐头并进，明隆、万后的徽州府出版业很快跃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并直至清道、咸前仍维系着全国四大刻书中心的地位长达3个世纪，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最值得研究和总结的重点地区之一。
随着徽州府坊刻业的兴盛，刻书内容更加广泛。由初期的注重经、史、丛书、类书，进而转为迎合多层次读者需要而包罗万象，并以刻工精，校雠审，插图美等徽派特色，有效地克服了明代普遍存在的改窜质差的毛病，从而享誉读者，且所刻之书名版迭出。尤其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为刻书事业献身的学者和出版大家。
- 经久不衰的徽州府官刻
明代徽州府官刻是府署、府学（又称新安郡斋）、紫阳书院以及各县儒学等。据明朝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统计，万历前，徽州府官刻31种图书，占同期安徽地区刻书总数的1/3以上。其中有不少为近百卷的大部头图书。如《批点史记汉书》实为两部正史，《四书集注》实为4部子书的总称。
徽州府官刻的方志更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现存的明版本的本地区的方志就有明朝彭泽修、汪舜民纂《[弘治]徽州府志》12卷等13种近200卷。还有各类政书也是徽州府官刻的主要内容。
明代徽州府的官刻本具有版本精良，纸优墨匀等特点。今上海、河北大学、湖南省图书馆藏及安徽省博物馆、上海辞书出版社等藏明成化间徽州府同知张英所刻的宋朝胡安国撰《春秋胡传》38卷及《附录》5种5卷为国家级善本书。万历间古之贤刻，周易传义补疑》12卷，今北京、上海、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也是国家级善本书。周弘祖在《古今刻书》上所说的《皇明文衡》、《篁墩程先生文集》两部书均系明休宁籍学者程敏政所辑撰的近百卷大书，分别为正德间由推官张鹏和知府何韵校刻，都是当时著名官刻本。还有弘治十年（1497）徽池二郡祠司员刻明朝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100卷、《先贤事略》1卷、《目录》2卷及正德二年（1507）知府何韵与罗缙刻元朝胡炳文撰《云峰胡先生文集》12卷等，均为当时的名版。连上海图书馆藏明建邑书林詹张景翻刻《重刻徽郡官板翁太史补选文公家礼》8卷，安徽省图书馆藏书林林雅夫重刻此书都是现存的国家级善本书。可见原版徽刻图书刻印之精。明代徽州府官刻名版还有安徽省图书馆藏万历间书林周氏重刻的明朝何胤言辑《新刊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魁字天梯日记故事》4卷，明·吴天洪撰《徽郡重刊造福秘诀》2卷，《续刊新安脱凡子吴望江先生经验集略》1卷及徽郡原版叶子谷撰《醒睡编》9卷等。
清代徽州府官刻本以各类志书和政书为主，各级官署刻印各类专著已很少。只有紫阳书院仍为徽州府最大的官刻机构。
紫阳书院，自宋迄清，几经兴废，至明清达极盛。紫阳书院所刻大部头图书刻印均佳，堪称书院本的代表作品。
- 日益发展的徽州府家刻
明清时期，徽州府学术繁荣，硕儒宿学辈出，著述丰富。不少世代儒仕之家以著书、刻书、藏书为荣。如明初的大儒朱升、赵汸，前期的显宦程敏政、胡宗宪、毕效钦及潘璜、鲍松、方谦等都是著名的家刻家。隆、万后迄清末，徽州府家刻一直盛而不衰。明末至清前期著名的家刻有汪道昆、汪启淑、汪凤梧、鲍康、程瑶田等。家刻的主要内容是本人、先人及师长贤哲的诗文集杂著及经、史、子集方面的著述。
明清时期，徽州府家刻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谱牒。这类家刻本品种多，部头大，印制精，印数少，资料丰富，所以十分宝贵。主要品种有家谱、族谱、家乘、房谱、支谱、世谱、统谱等。
据不完全统计，安徽地区存世家谱不下1200种。据中华书局版《中国家谱联合目录》统计，安徽存世家谱逾1000种，其中徽州府六邑家谱总数达777种。其中，木刻本有415部，占存世数的53.4%；木活字行世125种，占存世数的16%；其他印刷形式存世的计有40种，仅占5%，余为抄本或稿本，计201种。这些家谱的开发利用价值很大。这类谱书记述了家族的历史、世系变迁、官宦、学术、兴衰、葬、婚姻、祀典、家规家法、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研究宗法思想、家族制度、民族迁徒融合和经济、社会、政治史都有很大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徽州府的休宁、歙县在明清时期已成为全国的修谱、印谱中心，成为中外研究谱牒学专家们研究的重点地区。
- 异军突起的徽州的坊刻
明隆、万后，一大批经济实力雄厚，文化修养很高的徽商以及名儒学者、附庸风雅的官僚组成庞大的徽州府内域外的坊刻网络。
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称雄3个多世纪。他们雄厚的商业网曾左右全国。徽商巨富后重文兴教，关心家乡建设，文化修养和鉴赏能力均很高。他们以雄厚的资金介入出版界，参与全国同行业的角逐。
徽商在出书品种和版式上，以插图本、丛书、类书、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学、农工士商的实用图书等，以满足多层次读者需求的出版总目标取胜，很快在出版界崭露头角，使徽州府6邑书坊林立，并很快形成以府治歙县为中心，歙、休宁两县为重点的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
徽派的刻书特色内涵丰富，主要特征有三：
一是大量编刊丛书。丛书包罗群籍，最便于学。自新安程荣推出《汉魏丛书》这部公认的真正丛书后，徽州府坊刻丛书迭连推出。著名的有吴勉学的《二十子》、《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吴琯的《古今逸史》、《薛氏医按二十四种》，程百二的《程氏丛刻》，汪士贤的《汉魏诸名家集》等。
二是大量配以精湛的插图，使之旨趣盎然。将版画插图用于书籍上始于唐代，普遍用于书籍的插页则盛行于明。而徽派刻书家们在万历以后则将它们推向最高峰。已故的版车家周芜教授在《徽派版画史论集》中所遴选的360幅徽派版画插图中，无一不是格调新颖，画面栩栩如生的精品。
三是出书内容广泛，牢牢地把握住读者的脉搏。明后期城市经济繁荣，戏曲、小说、实用广告类书籍盛行。明中叶行世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新安本几乎是紧步全国最初版本的后尘，并以精美的插图取胜。笑笑生以奸相严嵩、严世蕃父子弄权造成的种种黑暗为题材创作的《金瓶梅》，徽州坊刻家很快配以插图并加上许多淫秽不堪的春画图以招睐读者。有许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戏曲类书更是一版再版。
总结明到清后期徽州府的出版业取得成功的经验，比较突出的有3条：
其一是走出乡邦，占领域外的图书市场。徽州府有不少书商活跃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全国重要的出版城市。如明末在金陵有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奎璧斋、汪延讷的环翠堂、胡正言的十竹斋，杭州有胡文焕的文会堂等。入清后，扬州的刻书业大部分由徽州人把持。
其二是讲乡谊，协作出版，缩短周期。徽州书商刊刻了不少大部头的正史、类书、全集、丛书，有的广及数十种，甚至百种、数百种，卷帙多达百数甚至千数。这么浩大的出版工程，周期长是不可避免的。徽州书商们不少是儒商出身，在经营上讲乡谊，互相帮助，大搞联合协作出版活动，以最大的限度缩短出版周期。
其三是改革印刷技术，努力提高图书的印制质量。中国雕版印刷几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是由于徽商介入出版业后，在徽州地区或是由徽州籍印刷出版家们创造发明的。第一是套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实践。第二是休宁县的胡正言在南京开设十竹斋刻坊，创制了饾版、拱花印刷术，所印《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把雕版套版印刷彩图的艺术推向历史上的顶峰。
综观安徽刻书的成就，我们认识到：安徽刻书记载和阐释着千年的丰韵与光彩，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最辉煌灿烂的一页，给我们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最绚丽的遗产。正确评价安徽刻书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对于我们整理古籍、继承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引自《安徽文化史》《安徽文化史》编纂委员会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