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8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及《党的组织决议案》。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
    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遭受第一次严重挫折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新的斗争。

2、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
    会上，毛泽东、朱德作了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指示信的精神。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提出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强调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阐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和面貌，这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要进行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活动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决议案》还阐明了必须在军内外建立起正确的官兵、兵民关系，阐明了对待敌军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与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3、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4、两河口会议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1军团2师4团与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9军25师74团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1、4方面军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贺长征中的两大主力会师，并表示要在党的统一指挥下，携手共进，去争取苏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4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于会师后改称第1方面军。
    1、4方面军会合前后，在4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面。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5、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林育英)、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
    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党内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与工农联合抗日的观点是错误的，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

6、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徐向前、张闻天、等22人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报告，张闻天作了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
    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
    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会议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对八路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红军作战形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