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新青年》，宣传科学与民主
    正当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氏步步登极之时，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于1915年6月中旬到达上海。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7月5日，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的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退守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还刊有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说近代有三大文明，“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显然，陈独秀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渊源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文明，尤其把握住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文明。至于三大文明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言，陈独秀这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中国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改良派，便提出兴办实业，实行西方国家的上下议院的代议制，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却采取了无保留的维护态度。稍后，康有为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但也认为儒家学说中有许多东西是与西学相吻合的，是可以用于改革的，于是他打着孔子的旗号，利用儒家的思想资料，进行“托古改制”。
    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进行广泛的宣传。现在陈独秀宣传科学民主一方面是继承先进人物未完成的事业，对辛亥革命进行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补课，同时把向西方学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空前深入广泛的新阶段。陈独秀自觉地把纲常教义与科学民主尖锐地对立起来，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即使常常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也被陈独秀深刻地揭批“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他以科学、民主作武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猛击纲常名教，“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
    《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好像不关心现实政治问题似的。在它发刊之前夕，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变更的问题，“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陈在回信里对筹安会冷嘲热讽，异常辛辣。但说“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这是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主要原因，是国人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陈独秀正是总结了这个教训，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独具慧眼，对中国社会病症观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
    《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诞生的，科学与民主的宣传是对过去新学传播的批判地继承与发展，是对辛亥革命一次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的补课。陈独秀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一崭新阶段，一个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100页，六号为一卷。初编辑部设在上海，1917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从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15日）至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起，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从第七卷第一号（1919年12月1日）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1923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其间有七个年头。这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等“这些刊物，成为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半月刊）”。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总之，那时《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青年传播福音。即使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青年，他们出于好奇，也要看看。《新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新青年》哺育了一代青年，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而名垂青史。
    发起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
    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上等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象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到本世纪初，一些先进分子创办了白话报，如1904年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但当时他们都是把白话报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为了改革文学。事隔十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便把改革文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他认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因此，正当批判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便与胡适等发起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的工具，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起，即连载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第二号登载了用白话文翻译的王德尔的《意中人》。第三、四号刊登陈独秀撰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简要地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发展史：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amanticism）”，到十九世纪之末，“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推崇左拉是“自然主义的魁杰”，易卜生的剧作重在“刻画个人自由意志”，托尔斯泰的著作“尊人道，恶强权，批评今世文明”，明确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主，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数之恶风”。
    这时，另一位关心中国文学改革事业的是胡适。胡适生于1891年，较陈独秀少12岁，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小同乡。1910年，胡适到美国留学，进康奈尔大学农科，不久改文学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他在这年9月17日赠友人梅光迪诗里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褂，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这时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了好朋友，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六月间，胡适与友人任鸿隽，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明确提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这些真知灼见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赢得了显赫的地位。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像《决斗》（载《新青年》第二卷一号）那样的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这时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条意见不啻是文学革命的信号，但胡适觉着自己的意见“或有过激之处”。
    陈独秀在复信中说，对八事除五、八两项外，“无不合十赞叹”。但又觉着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也不够坚决，因此在10月5日写信给胡适，明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胡适接信以后，对“八事”略加修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胡适的《刍议》与他给陈独秀的信相比，在用词和行文上都较温和谦虚，他“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因此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基本精神。《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明确地指出了“吾国言文之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同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教界，伦理界以及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陈独秀是从革命着眼，为了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提出文学革命的。
    二、伦理道德的革命已经兴起，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颂扬“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的归、方、刘、姚等此十八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四、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
    《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气势磅礴，作者无愧是一位老革命党。他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政治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下达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当时立即响应和投入战斗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斥责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这场革命。陈独秀美誉胡适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那么文学革命主将无疑是陈独秀本人。
    胡适在大洋的彼岸美国读了《文学革命论》以后，立即写信给陈独秀，说：他那些文学改良的“刍议”，不过是他个人的“私意”，目的在引起人们的“讨论，征集意见”。“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胡适有点胆怯了。陈独秀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一面说“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之原则，一面又说“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似乎是矛盾的，很有点专横霸道的作风，其实不然。在接受“白话文为文学正宗”的前提之下，对文学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在《新青年》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则没有资格参加平等的讨论。
    陈独秀这个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大事，就执着不放，奋进搏击，一干到底，从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对于陈独秀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胡适在五年以后，回忆起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时，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这个评论是非常公允的。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新青年》创刊时不过发行一千份，到1917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据当时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自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古文家林纾的不满。1917年２月８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反对白话文，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至于为什么古文不当废除，林纾说“吾识其理，乃不能谋其所以然”。胡适嘲笑他，古文大家林先生对古文之不宜废，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一时讨论到许多问题，有旧诗、旧戏的改革，注音符号和国语的统一，标点符号，汉文由直排改为横排，汉文是否当废和推广世界语以及对外文的统一译音等等问题。但首要问题是以新鲜活泼、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代替僵尸般的言文背驰的文言文，即以平民文学代替封建文学，将封建贵族从他们世袭的文学领地上驱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