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蕴藏在中华民族之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激励人心、改造社会、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

    继承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

    二十世纪初，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入中国，清政府的统治更加腐朽，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挽救国家危亡，殚心竭虑，在黑暗中探索，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正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所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有志竟成》）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爱国主义召唤了亿万群众，奔向战场，投入斗争，并英勇献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满怀深情地赞美祖国，“夫支那为世界文明最古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数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笈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有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渎之明媚山川可爱，有全国共用之语言文字可爱。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而歌舞之，吾将顶祝而抃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可是，这样可爱的祖国却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乱不息，山河破碎，疮痍满目，民不聊生，亡国灭种之祸就在眼前。在当时的革命派看来，我们的祖国既雄伟，又孱弱；既富饶，又贫困；既美丽，又残破。这种强烈的对比，使人更加体会到国家沦亡的可悲、可耻和可愤，更加感到为救国救民而英勇战斗、断头舍身的可敬、可佩和可颂。当时最著名的宣传品《革命军》沉痛而激昂地警告豆剖瓜分的危险即将到来，《警世钟》如泣如诉地缕述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不幸，《猛回头》愤怒地控诉了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罪行。这一切都强有力地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激发起爱国的热忱，鼓舞起革命的意志。二十世纪初，爱国主义潮流的高涨，推动了群众的进一步觉醒，使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深入人心，为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所拥护。

    辛亥革命时期先后组织起来的各种革命团体，尽管在政治主张和纲领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有的甚至是原则的差异，但爱国主义却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的共同思想基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革命团体的宣言、章程、誓词，甚至组织名称上，都有十分鲜明的反映。最早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的宗旨就是要“振兴中华”，要“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的革命组织，在斗争目标、政治纲领、组织纪律、策略思想等许多方面，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明确的内容。但拯救祖国、振兴中华这一基本思想，却一直贯穿下来。有的革命团体的机关报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是则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二十世纪之支那〉宣言》

    爱国主义精神推动着革命志士采取行动，不顾牺牲，去完成种种业绩。陈天华跳海而死，在《绝命词》中谆谆以“丕兴国家”嘱告同志，希望以自己的生命，唤醒人们，“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吴樾在行刺出洋五大臣之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中，要求她不断提高“爱国之精神”；林觉民、方声洞在黄花岗起义前，给父母妻子的绝笔书中，也豪迈而深情地告诉亲人，他们之乐于舍生赴义，是因为“祖国存亡在此一举”，是“为天下人谋永福”。对于他们来说，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不惜为之捐躯献身的崇高的精神力量。

    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

    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较之以往具有崭新的内容和特点，这就是：它与革命的民主主义相结合，成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

    我们国家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征途上产生过许多民族英雄，他们为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在他们的时代里，爱国和忠君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把两者加以区别。他们往往是在为某个皇帝、某姓王朝效忠，并为之作殊死斗争的狭隘基地上完成了惊天动地的爱国事业。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和清朝的许多士兵、将领，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英勇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帝国主义浴血战斗的时候，还自认为是爱新觉罗王朝的忠臣，是在为维护大清的江山效力。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已经从实践中取得了教训，爱国与忠君绝对不能相容。要真正爱国，要避免亡国灭种之祸，使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首先必须起来打倒清朝政府。正如孙中山所说：“知清廷窳败，难期振作，非推翻专制，澈底改革，无以拯救祖国于危亡”。（《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文献》）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信念是：要救国，只有维新，对腐败的清政府作修补和改革。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根本信念是：要救国，只有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在很短的时间内，爱国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冲决了忠君的网罗。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爱国同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统一起来，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第一、腐朽的清朝政府是导致国家贫困落后、衰败危殆的总根源。尽管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清朝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于是人们看清了：清政府这架残破的机器已无法修补，不可挽救，它的继续存在，是国家、民族的最大灾难。“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吴樾：《意见书》），要打通走向富强的道路，只有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封建政权。

    第二、更加重要的是，清朝政府实际上已是“洋人的朝廷”。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对自己统治的支持，它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不惜拱手出让国家之利权，“以土地为贽仪，以财产为赆金，苟有可以博外人之欢心者，虽牺牲无量数之人民，抛掷无量数之权利，封割无量数之土地，挥霍无量数之财产亦毫不介意。……试复案其政略，何一不为外族作伥，制吾人死命！”（汉驹：《新政府之建设》）要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富强，就不能不和这个卖国的政权决裂。

    革命派强调，必须把国家、民族和君主、王朝区别开来，“如不忍中国之亡，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沈翔云：《复张之洞书》）国家不是君主的私产，一姓王朝的倾覆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灭亡。革命派一面歌颂宋明遗民坚贞的民族气节，以之鼓舞当前的斗争，一面又指出其对一姓王朝的愚忠是不可取的，“宋、明之遗民，讴咏不离于赵、朱，以其帝系代表吾国也。在今日，方且笑其不知国家与皇室之区别”。（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至于立宪派，既高唱爱国保种的高调，却又极力维护清朝的腐朽统治，顽固地反对革命，其所作所为，“非爱国也，实害国也”。

    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日益紧密地结合，为最终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准备了思想基础。

    爱国主义与学习外国的思想相结合

    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和学习外国的思想相结合。当时的革命派对于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只要善于向外国学习，就一定能够赶上和超过外国。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长时期地走在世界的前列，以自己的灿烂文明著称。但是，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内，停滞落后了，因而遭到了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资产阶级革命派以“物竞天择”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近代史，他们认为：当前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全世界处在激烈的竞争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自强不息，不断进步，才能求得生存；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灭种之祸，就不可避免。这种理论没有科学地解释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但对处在灭亡危险下的中国人民，却是一付有效的清醒剂。革命派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如果人民觉醒，国家进步，那末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也将无可奈何于我。所以，挽救国家危亡，首先应该使全国人民振奋起来，改造社会，实现自强，“积人成国，国人一体，强弱存亡，责任在己。”（《云南杂志发刊词》）

    革命派认为：自强的关键是要学习外国，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一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教育等等制度及其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孙中山说：“仿效外国革命政治，成立民主政体，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国很高的政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来实行”。（《民权主义》）二是要学习科学技术，设工厂，开矿藏，筑铁路，行轮船，提高生产力，“外国的长处是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民族主义》）

    封建顽固派不加分析地排斥和鄙视一切外来事物，死抱住所谓的“国粹”，“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之”。革命派反复说：“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警世钟》），“凡他种种强过我们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学他的呢？不把他们好处学到手，可抵得他住吗？”（《猛回头》）他们认为：当前，不应以学人为可耻，相反，应当以不学为可耻。

    同时，革命派也批判了一味崇外、恐外、媚外的奴隶主义，指出：有些人对洋人“奉之如帝天，事之如父祖”，“怕洋人怕到了极步”，“见了洋人，就称洋大人、洋老爷，预先存一个顺民的意思。……这也无非因打下几个败阵，遂把洋人看得极重。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一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说不能敌他”。（《猛回头》）排外主义和奴隶主义都和爱国主义精神背道而驰，都应该在思想上加以摒弃，摒弃之道，就在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深信：清朝必将被推翻，革命必定会胜利。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必将出现大的飞跃，“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强国，对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能看到这个理想的实现，但是，他们所从事的英勇斗争，他们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为实现这个理想扫清了道路。（人民日报  2001 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