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他是辛亥革命的特殊功臣，以个人智慧和钱财为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没有他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他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没有他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他是20世纪初上海滩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其一生在商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许多“第一”。他是一个复合型人物，既有功也有过。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不遗忘张静江，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为了撰写此文，笔者阅读了有关史料，先后两次到张静江故里浙江南浔，参观他的故居。

　　志向同 结识孙中山

　　张静江出生在浙江南浔富商之家，自幼尚豪侠，慕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生当作人杰”句，自名“人杰”。11岁时因救火摔坏了左腿，落下终身残疾，也失去了科举仕途求取功名的机会。后按清政府惯例，捐银十万两，取得了江苏候补道官衔。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任清政府驻法国巴黎使馆的商务随员。其机缘还是他的丈人搭的“桥”，在一次宴席上结识了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二人成了好朋友。在孙宝琦出任驻法国公使时，其邻居李石曾通过父辈的关系，以随员的身份同往法国。张静江十分羡慕，觉得对自己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就求李石曾去央告公使大人，获得同意。于当年底抵达巴黎。

　　张静江到巴黎后，热衷实业，很想从事中法间的民间贸易。通过在法国一年的市场行情了解，决定招股成立一个贸易公司。在其父亲支持下，于1903年在巴黎办起了独资的通运公司商行，开辟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的先河。

　　1905年8月，张静江从巴黎乘客轮返沪办理中国通运公司有关商务。在甲板上，他惊奇地发现擦肩而过的是自己崇拜多年的孙中山。张静江欣喜若狂地来到孙中山的客舱，要求与孙中山对话。孙中山自伦敦蒙难后，对清使馆人员保持警惕，总是回避。一天，张静江在甲板上拦住孙中山，自报姓名后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就是革命的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是最赞成你的人。我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很希望能对你的革命事业有所帮助。你革命起事一定需要钱，你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随时来告知，我一定尽力之所能给你帮助。”

　　素不相识，孙中山婉拒张静江的一番好意。张静江发现对方不信任自己，便直截了当地说：“孙先生是否还记得去年冬天在法国，您的一批文件失而复得之事？”

　　那是1904年冬天，孙中山为宣传革命来到了法国，住在巴黎利俟尼街的瓦克拉旅馆。兴中会法国分会几名叛盟者，潜入孙的卧室，窃得同盟会盟书等重要文件，赶到驻法公使馆向孙宝琦告密。若按大清律法追究，孙中山免不了再次蒙难。待那几人走后，张静江便对孙宝琦劝道：“孙逸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虽然这个革命是针对我们政府的，但法国乃至英美等国，除了大批民众，尚有不少政府官员同情和倾向孙先生革命。按这批文件论，逮捕和引渡孙逸仙均不为过，但这一来，你就成了致死孙逸仙、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成了历史罪人。”孙宝琦决定将文件退还孙中山。

　　孙中山当晚回到住所，见屋内一片狼藉，那批文件不翼而飞，着实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召集有关人员，急商对策，并派人四处寻找，整整折腾了一夜，毫无所获。谁料次日竟由清政府使馆差人将文件送回，这一直成为孙中山心中的未解之谜。

　　听张静江绘声绘色说出那段经历，孙中山顿时哈哈大笑道：“原来那批文件失而复得，是你在其中巧施援手呀！”两人相谈甚欢。

　　临别时，张静江将自己的名片送给孙中山，和孙中山约定：“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当尽其所能。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随时打电报给我，为保密起见，电报上不用写数目，只写ABCDE，就可以代替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了。”

　　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在巴黎创建了著名的世界社，创办了宣传革命的《新世纪》周刊，是孙中山在西方的重要宣传阵地，为同盟会的革命作出了贡献。1907年6月22日，第一号《新世纪》周刊创刊。《新世纪》以无政府主义学说为理论指导，同时积极宣传反对君主立宪，倡导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扩充武备，推翻封建帝制。它与东京的《民报》相辉映，积极宣扬革命，引起满清政府的极大恐惧。当时的两江总督认为它“妖言惑众，煽惑人心，于朝廷极为不利”，上奏朝廷，请求“严加查办，禁止刊行”。《新世纪》一直办了三年，共出版121期，至1910年5月21日，因赔累过多，经费不继，才被迫同《世界》画报一起停办。

　　世界社还创办了大型画报《世界》，宣传社会文化建设。

　　世界社还出版了多集《新世纪丛书》，刊印《世界大事》、《鸣不平》、《夜未央》等专刊，有力地抨击了旧传统、旧体制。所有这些刊物报纸的刊印、发行经费，全由张静江提供。

　　1908年5月，张静江支持于右任创办了宣传民主、鼓吹共和的《民吁日报》，不久被查封，于右任被拘捕。在张静江营救下，于右任得以早日获释。获释后，向张静江提出还想在上海办一份《民立报》。得到张静江的支持，答应为他解决部分经费。用夫人姚蕙的私房钱，赞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该报1910年11月面世，在社会上反映强烈，孙中山高度赞扬张静江的慷慨义举。

　　倾家产 鼎力资助革命

　　孙中山领导成立同盟会，明确提出了武装反清的基本方针，意图首先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两广为根据地，进而挥师北上。打仗就需要购买枪支弹药，可当时同盟会经费枯竭。1907年冬，孙中山由南洋潜到东京，经费困难，一筹莫展，在无可奈何中，想到了一年前邂逅的张静江和他约定的暗号，就让胡汉民试着给张静江发电报字母C。当时黄兴、胡汉民他们都不敢相信，在轮船上偶尔相遇，而且还是一个清朝的官员，怎么可能给你钱呢？张静江收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决心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他当即让财务部，按电报上的地址汇去3万法郎。前后不到20天，钱就寄到了。

　　孙中山收到3万法郎后，又先后以“A”和“E”两字母致电张静江。不久，1万法郎如期汇到，5万法郎则耽搁了些时。原来，张静江为资助孙中山，已将巴黎总店的经营收入悉数挪空，又从美国和英国两家分公司暂借了一些资金，才凑足了5万法郎。孙中山说：“当时出资最勇最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有这些资金做基础，1907年一年一连发动了5次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廉州起义、钦州起义。

　　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如实将己方的军事行动及收到捐款后用于革命的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张静江当即复信给孙中山：“……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孙中山读罢，深为感慨，觉得此人胸怀坦荡。如此慷慨大义，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少见。他钦佩地说：“人杰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孙中山先后发动的6次起义均遭失败。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核心成员认真总结教训，研究今后革命方略，把目光转向新军和建立自己的军队，并且确定了“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的方针。孙中山致信邓泽如，望再行筹款。信发出半个多月无音讯，只好又一次向张静江求助，发去“A”字电报。张收到电报时，正是他为经费紧张而忧心不安。负责报刊出版的吴稚晖提出先停掉一个。张静江态度坚决：“一个也不能停！”为了给孙中山筹款1万元，他提出拍卖日进斗金的开元茶店。但其他人都反对拍卖茶店，同意停报刊。他对大家说：“《新世纪》是革命的声音，怎么能停办呢？难道我们的革命偃旗息鼓了？难道这是我们的领袖中山先生的意愿吗？这样做难道说对得起无数牺牲的革命同志吗？”“为了推翻满清王朝，许多革命同志前仆后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难道我们就不能割爱一个茶店吗？”“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在节骨眼上，他需要的经费是一刻也不能贻误的呀！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卖掉茶店，暂作权宜之计吧！”他说服了大家，以12000法郎拍卖了茶店，当天就将1万法郎汇给孙中山。

    1911年3月29日爆发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辛亥年革命斗争中的一次重大事件。这次起义是孙中山亲自组织领导的。在这之前，孙中山在槟榔屿开会，号召全党破釜沉舟，全力与清朝一搏，并决定在国外筹集巨额资金购买枪支弹药。孙中山又一次想到了张静江。张静江接到孙中山的指示后，虽感时间紧迫，短时间拿出一大笔巨款也很困难。但他仍竭尽全力，迅速调集资金，将捐款送交给孙中山。张静江对黄花岗起义又捐助巨款，再一次受到孙中山的表扬。

　　就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异常拮据时，张静江又一次挺身而出，约请南浔同乡诸民谊，以商人的身份捐款10万元，系民国初期捐款最大的一宗，对稳定当时的政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次革命”时，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在张静江鼎力支持下，经费上得到有力保障。

　　1914年7月，张静江担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后，四处奔波，为孙中山再举革命募捐筹款，此间，仅以书信和电报形式向华侨借款集资一项就达英洋111万元、日金174万元，为孙中山第三次革命奠定了物资基础。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到广州之前，对张静江说：“欲争取真正共和，非具二大伟力不可，一为陆军，二为海军。此番我去广州，将致力于此，因此——”“先生不必再说”，张静江接过话来，“静江一生追随先生，必鞠躬尽瘁，此当聆先生教诲，以非常手段谋先生建军所需之经费！”

　　1917年的护法战争，蓝天蔚在广州起义，张静江一次就送他大炮4门、步枪3000支，都是设法从国外买来的。

　　那时，中华革命党向海外借款已超过500万元，全用于党内庞大开支，借款这条路已到山穷水尽，而张静江的海外经营，受欧战影响，生机渺然。国内虽然一直经营着丝绸棉纺及部分钱庄，也因不断补贴党内费用，没有贮蓄。军政府9月1日在广州成立后，经费异常困难，张静江为此着急焦虑，苦思更大的财源，经过2年的努力，于1920年2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年就获利32万元。张静江将股份收入的部分约每月1-2万元及时划拨广州军政府。

　　1927年初，由于连年征战，蒋介石又遇到经费困难，再次向张静江求策。这些年为给北伐筹集经费，张静江使尽了浑身解数，向海外银行贷款，向财阀、商贾借钱。这次他又回到老家南浔，向仗义疏财的二舅庞元济借款50万，向吝啬万分的大伯母桂夫人“抖狠”借了50万。然而还缺100万，张静江又受蒋介石之托，向四明银行借了100万。

　　据张家后人不完全统计，张静江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捐献给革命的白银多达110万两，以当时的购买力比价折算成2006年的钱款，大致相当于2000万美元。张家其他各房捐赠给革命的也有20万两白银。

　　施援手 力挽狂澜

　　张静江不仅仗义疏财，主动捐赠巨款，鼎力资助革命，而且对革命事业一片忠诚，是孙中山值得信赖的同志，称得上是一个“站可立天地，仰视如泰斗”的患难挚友！

　　张静江追随孙中山革命十多年，矢志不渝，尽心竭力，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最坚定地支持孙中山，而且勇挑革命的重担。

　  1906年3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当时，孙中山受到保皇派康、梁的攻击，又受到清政府及江浙官商郑孝胥为首的立宪派势均力敌的围剿，还受到陶成章、章炳麟、宋教仁对他一心为公的怀疑，面临着险恶的困境，而张静江则全心尽力支持他，使之得到莫大的鼓励和抚慰。

　　1909年9月，同盟会内部发生分裂。原《民报》主编章太炎会同陶成章对孙中山发起攻击，在欧美华侨中散布流言，诋毁中山，使之处境更难。孙中山想到了张静江的《新世纪》，因张当时正在国内筹办银行，他就于11月12日直接写信给吴稚晖，借《新世纪》在华人中的影响，为他主持公道。吴接信后，一边发电给张静江征求意见，一边撰写批驳章陶攻讦孙中山的文章。张收到吴的电报后，当即回电：“坚决反对章陶的恶意攻击，为中山先生辩解。”由于《新世纪》的申辩，使华侨明白了真象，重新树立了孙中山在世界华侨及革命党人中的崇高威望。《新世纪》确实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孙中山曾为张静江题词：丹心侠谷。

　　章、陶提出改组同盟会遭到各主要盟员的反对，他们就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任正、副会长。1911年7 月，光复会在上海筹组“锐俊学社”，遂成为光复会的一个领导机构。孙中山面对这一分裂形势，给在巴黎的张静江发去电报。张静江秘密接受了孙中山之命，从巴黎赶回上海，在上海同盟会一个秘密联络中心，与宋教仁、廖仲恺、陈英士、蔡元培等人商议，再成立一个战斗力更强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由陈其美任会长。

　　孙中山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26日就召开同盟会高级干部会议，张静江、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等出席了会议。会上，为南北议和、总统制和内阁制发生意见分歧。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力主内阁制，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孙中山再也不能让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内阁制绝非此非常时代所合宜的制度。”会议出现令人难堪的场面。这时，张静江站了出来，高声说道：“我赞同孙先生的意见，除了孙先生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这个话，我们遵照孙先生的话去做！”张静江明确而坚决的表态，就没有人再作他想了，纷纷表示支持。这个在同盟会最危急的关头大施援手，两次力挽狂澜的功臣，这次又是一言九鼎，使未来新的中国体制以总统制确定了下来。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张静江不仅与陈其美等人成了中华革命党的首批党员，还积极说服隐蔽在上海的国民党人拥戴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维护了孙中山在革命最黑暗时期的领导地位，使大多数的国民党人重树革命信心。

　　1914年3月，张静江前往法国开辟通运公司在欧美的业务。不久，孙中山致电邀请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张静江心里明白，孙中山革命几十年，眼下是最艰难的时期，作为一个忠诚于孙先生的革命党人，只有鼎力相助的责任，没有任何推辞的理由。他违背自己“只出力，不为官”的一贯主张，毫不迟疑地复电东京，答应出任财政部长。

　　幕后戏 武昌首义作贡献

　　1911年4月，第二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接受教训，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华东和两湖地区。张静江受孙中山之命，于6月17日从巴黎回到上海，在上海同盟会一个秘密联络中心，与宋教仁、廖仲恺、陈其美、蔡元培等人商议，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由陈其美任会长，并在南京、武昌成立分会。中部总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陈其美（英士）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与张静江是湖州同乡。他们开始了“陈台前张幕后”的精诚合作。

　　湖北的共进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孙武开始在湖北的新军中吸收成员。并严格共进会的规条，使组织更加严密，并开始与其他革命组织联系合作。1909年以后同盟会和共进会之间再度多次接触，包括孙武访问香港并加入同盟会，以及同盟会谭人凤访问武昌，提供共进会一些资金，并商讨彼此合作的可能，但革命中心点之争（以长江流域或南方为主）仍使二者不易达成共识，最后仍决定双方保持各自的起事活动。广州起义失败，使他们对中部革命的重要性更有信心，共进会与文学社两组织于是开始商讨合并，同盟会谭人凤再到湖北，进一步促成这个合并的达成，合并使得共进会得以增加了在新军下层士兵中的影响力，促成了其后武昌起义的成功。

    在武汉革命形势推动下，陈其美充满信心对张静江说：“我们应尽快成立中部同盟会，领导和组织长江一线的会党组织，联合起来，至时相机共同起义，让清廷顾此失彼，确保某一方起义的成功，继而乘势而上。”张静江赞同陈其美的宏伟计划，说：“我会全力支持，经费问题你不用考虑，尽管大胆地干。”

　　陈其美在张静江的支持下，与宋教仁、廖仲恺、蔡元培、谭仁凤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四川北路湖北小学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张静江慷慨捐助5000元，作为机关创办经费。

　　在同盟会中部总部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终于在9月14日召开联系会议，商谈两团体合作，成立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及武昌起义计划。10月9日晚8时，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打响武昌辛亥首义第一枪，11日武昌光复，12日、13日汉口和汉阳相继光复。张静江为之振奋，积极协助陈其美，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武昌派来的革命党人居正、杨玉如办好购买手枪事宜，让他们及早赶回去。

　　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朝廷，派袁世凯统领北洋军进行镇压。11月2日汉口失守，武昌革命危在旦夕。张静江与陈其美紧急商议对策，加快发动江浙沪起义，并于12月2日攻克南京，解了武昌之危。

　　武昌首义成功后，1911年11月中旬，张静江在法国积极为建国备款，本想近日赴英国伦敦与孙中山会晤，但因手头正在处理湖北的朱和中发去的电报，告知有野战炮18尊、机关枪2挺，准备售给满清政府，已在运输途中。张静江得知后，出面与厂家交涉，对方同意将这批军火售给革命党。

　　情谊深 患难挚友

　　1923年，辛勤操劳的张静江骨痛病情加重了，在家养病。孙中山获悉，特推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张静江电疗，并写信劝他在家安心养病：“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止是一人之幸，实为我党之大幸也”。还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对联相赠。聊聊数语，既概括了张家的气势、地位和影响，也道出了张静江侠客般的个性和对于国民革命不可替代的贡献。此联就悬挂在张静江故居的“尊德堂”内。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穗北上会谈南北统一，不期重病住院，张静江抱病赴京到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孙中山看到张静江，感到十分欣慰。见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的样子，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他忧心如焚，在京城遍寻良医。孙中山要张静江立即返回上海，住院治疗。

　　自1925年2月2日起，张静江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照孙中山的意愿，让患难挚友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

　　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辛亥革命网  2011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