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黄的牙齿间叼着一根香烟，烟雾掠过黑黝黝的脸颊，一边眯上一只眼睛，一边“叭叭叭”地将一颗颗钉子准确楔入藤条和竹框连接处……

　　48岁的马天志属于贵州省板桥镇新型的手工业者，藤编工艺品正在成为遥远市场的热销货，给他和数百农户赚回一沓沓的钞票，使小楼和液晶电视不再是奢望。

　　而在数十公里外的遵义会议会址，穷苦的先辈工匠们制作的藤椅还是陈列的革命圣物，纪念着7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和革命在紧要关头转危为安。

“市场经济的机会和没有战争的环境，使‘穷人的知识’也换来了幸福生活”。马天志说。

　　马天志出生时，残酷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不久，当时连私人养鸡卖蛋都被认为是“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也正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威胁之中。

　　马天志纺织劳作的同时，中国的一批网络公司领袖身着休闲服或西装参访了上海的中共一大旧址。改革开放后考入大学的他们是信息技术界的精英代表，声名亦显赫于美国的纳斯达克，吸引着不少西方投资者。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各种困难情况下，把握形势、制定策略、凝聚力量，这远比MBA教科书深刻。”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如此表达感悟。

　　在上述中国最发达和最落后地区“七一”前夕发生的两个场景，是正在演绎的“中国剧情”细微而辐射深刻内涵的片断。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7月1日在首都北京隆重集会庆祝其成立9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回顾了中共90年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并释放出这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未来行为姿态的丰富信息。

　　胡锦涛在讲话中8次提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经常被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称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胡锦涛的讲话宣示着，谋求确保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努力赢取最广泛的国内民意支持和国际社会理解，排除各种干扰，领导中国坚持走有别于当今西方或昔日苏联模式等的“中国发展道路”。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并非简单来自于经济增长

　　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西方当前颇为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像他们那样的自由选举民主制度，靠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的合法性仅仅来自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并预言以此获得执政合法性难以长期奏效。

　　显然，这是一个偏颇和肤浅的看法。

　　党内的分析人士指出，其实，中共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代表了广大人民利益。中共领导建设的新中国与旧中国有天壤之别。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西方列强频繁侵略、压迫，使长期占据世界经济总量1/3以上的“天朝大国”一步步深陷割地、赔款、主权残缺、分裂混战、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屈辱泥沼。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振兴发展不止一次探索试验以“欧美为师”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但均告失败，都未能成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历史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对此分析指出：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人民参与。作为历史当事人的孙中山评论中国照搬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时则说道：“不但是学不好，反且学坏了。”

　　为了夺取政权，中共团结一切要求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分田运动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和土地的主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本党以外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政权组成人员大体分配，吸引了各民主党派人士。

　　中共领导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创建新中国后仅仅三年，频遭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就获得了全面恢复并大大超过旧中国的历史最高值。随后通过两个五年计划，新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保持了32年年均近10%的增速，并于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30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

　　普通民众获得巨大实惠。30多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超过2亿，占全球减贫数量的2/3，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额分别增长50多倍和40多倍，人均住房面积增长4倍以上，80%的城市居民拥有房产，大部分农民都有自己的承包土地，另外还拥有其他私人财产，社会保持着长期稳定。

　　今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有望成为中国发展的又一个“分水岭”，“国内需求”和“科技创新”的双核驱动，将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破除阻碍发生实质性转变，并继续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增长，而明确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使中国经济实现更加“公平的增长”，社会加快进入“国民同富、充分共享”新时期的前景更加明朗。

　　今天，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进步发展。这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因此，西方体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主流民意担忧，在当今中国，如果照搬西方的多党竞争议会民主制度，仍然会重蹈辛亥革命后政党林立和“文化大革命”派别丛生的混乱动荡史，代表局部利益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以及代表分裂国家的势力等都将堂而皇之地登场。当代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经济倒退、社会失序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不仅会破坏经济增长，最终更是要损害人民的利益。

　　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已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三大转变得到了广泛认同。

　　曾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过讲解的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说，中国共产党放眼未来，在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同时，也已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队指战员等传统基础上，正在将群众基础扩大至改革开放后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员，以不断提升执政合法性、巩固执政根基。

　　中共未来的执政能力不是一个谜

　　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他说，我们必须从新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西方当前盛行的一个主流观点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实现具体目标方面确实能力非凡，但是，中国能否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这种能力是一个谜，中国的政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曾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过讲解的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原主任严书翰分析认为，中共未来的执政能力不是一个谜，因为中共已经充分认识到，必须着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将其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

　　“无疑，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体制的优势，并随着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他说。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既致力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为现代化提供制度动员机制，同时，最大限度集中有限的资源力量，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利于形成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它努力实现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利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政治制度框架，在运行中既能够反映人民群众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呼声，同时又能够从全局出发将人民群众中各种意见集中综合，使政策和法律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使人民内部的局部利益、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协调。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利于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安定，保证国家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有利于形成及时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的高效率。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直随着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实行、终身制的废除，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制定，这些都是中共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突出强调“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今年中国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这是这个国家彻底告别漫长的人治历史、坚定走向法治国家的明证。作为执政党，中共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并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另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保证着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腐败现象也正在得到预防和惩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但不会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特别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极大、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并将“发展”视为“硬道理”、“稳定”视为“硬任务”，坚持将改善民生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并通过推进改革和发展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可以预料，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越来越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严书翰说，“在世界上，民主是没有一个固定模式的，民主必须适合国情。”

　　中国道路不是“挑战”西方模式

　　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经验，促进国家关系发展。

　　西方的主流社会正日益担忧，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挑战，甚至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西方曾有两大冲突理论，一是“社会制度冲突论”，二是“文明冲突论”。值得警惕的是，西方正在形成第三种冲突理论——“发展模式冲突论”。

　　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社会曾对中国击掌欢迎，认为中国将很快会演变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加入它们的阵营，但是，当他们的期待“受挫”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掀起一轮接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并进行了以“围堵”和“接触”为代表的种种两手策略。

　　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后王万征分析指出，中国在解决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逐渐摸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挑战西方模式，不是要向全球输出。

　　中国对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其外溢价值主要在于，“独立自主的探索”是最重要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成功的先例。中国并不主张别国机械照搬和原样套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中国认为，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各国人民拥有的自主权利，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法则。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中国提出“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和谐共存”，正是不挑战西方模式、不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任何国家的真实流露。2010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场合提出：创造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和谐共处的典范。

　　胡锦涛主席向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建议：使中欧关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合作双赢、共同发展的典范。

　　中国认识到，不顾国情移植、照搬发展模式，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中国绝不会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

　　西方的一大担忧来源于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还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使得西方一些国家民众的价值自信心、道德自信心和历史自信心有所下降。同时，世界上一些欠发达的地区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这也让西方一些人产生了自我动摇和生存忧虑。

　　“在西方主流社会，甚至产生了历史可能已经不在他们那边的悲观情绪，自身发生了审视性的怀疑，这是西方一些人由之前的优越感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

　　中国对外交往并非奉行“自私的孤立主义”

　　胡锦涛在庆祝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受重商主义的利益驱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往往表现出一种“自私的孤立主义”，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而是经常性的“免费搭车”。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所所长季正聚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对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一种误读。他说：“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越来越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是无法否认的。”

　　200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战略主张，向国际社会庄严宣示中国发展的目的是推动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共同繁荣，这是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一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的发展和主张使全球普遍发展、共同繁荣的制度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个制度环境主要是指与发展问题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当前存在的种种发展矛盾和问题，既有一些国家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也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密切相关。

　　中国本身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同时也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害者，因此，它一直强烈主张，要实现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共同繁荣，就必须建立公正、公平、普惠、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以实际行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引下，中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既没有对深处困境中的西方国家落井下石，也没有置发展中国家于不顾，而是仍然以开放的视野和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强调共渡难关、同舟共济。

　　通过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的计划，并派出国际采购团，使世界各国分享自己的发展机会。中国第一个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数十亿美元，还向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部分欧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

　　中国积极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努力推动其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协调世界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主要国际平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投票权明显增强。由于中国的大力推动，去年11月召开的G20首尔峰会首次将发展问题作为单独议题，并专门设立发展中国家议程工作小组。

　　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50%和30%以上的贡献率，减缓了世界经济的衰退。

　　中国政府今年年初承诺今后将大幅增加对主要贸易顺差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口。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易小准周三表示，未来几年中国将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实现进口额翻一番，并增加对外投资规模，给发展中国家带去资本、就业和经济增长。迄今，中国海外投资总规模已达2000多亿美元。

　　中国已经并正在进一步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日益离不开世界，双方的关系是互相依赖、共存共生，而不是单向度的谁依赖谁。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8。14%，高于美国的19.31%，也高于美国和日本之外的其他OECD国家合计的18.33%。据世行经济学家戴维·多勒预测，2006至2020年期间，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升至36.6%。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度更是迅速加深，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从2001年的15.3%下降至2007年的9.8%。法国智库前景研究与国际信息中心的研究也表明，自1997年以来，中国的进口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3倍多，2009年达到4.3%，它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将从1997年的4%升至2010年的14%，其开放度堪比今天的美国和日本。

　　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泰国总理差猜时明确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中国当前的和平发展理念与其一脉相承。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去年撰文，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概括为“五合一”：一是发展的和平性，二是发展的自主性，三是发展的科学性，四是发展的合作性，五是发展的共同性。

　　“和平发展是我们100年、1000年也不会动摇的一个方针。”戴秉国说，“中国人穷日子过得太久了，最大的战略意图就是使自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希望地球上的人们日子也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除此别无他图。”

　　无论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还是在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方面，中国都积极参与，显示了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形象。

　　据统计，自1990年向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参加了18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总计约1.6万人次。中国军舰2008年底远赴索马里海域执行国际护航任务。

　　最近10年来，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超过120个国家提供了1000多个援助项目；先后5次宣布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债务。自2004年以来，中国累计开展对外紧急救援近200次，参与了印度洋海啸、缅甸风灾、巴基斯坦洪灾、日本地震海啸等人类灾难的救援……

　　在当前最热门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还主动作出自己的贡献，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从1990年到2007年，全球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国下降了27%，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国下降了49.2%。

　　“中国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承担多少国际责任，是根据中国自身的能力而决定的，”时殷弘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不会承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国际责任，当然，更不会为了承担国际责任而去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新华网  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