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家 解 读
习近平提五个“搞清楚” 明确供给侧改革方案基本路径
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业已成为经济领域的高频词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继新年视察重庆强调供给侧改革之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这一改革的重要性，并指出“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提出供给侧改革方案需要五个“搞清楚”。学者分析认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搞清楚”各有侧重，体现了我党在经济工作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学者指出，总书记此次讲话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强调了踏雪有痕、职责明确的重要性，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改革措施心中有数。
突出强调五个“搞清楚”：
明确制定工作方案总体思路和基本路径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次会议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6年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基本遵循。1月4日，人民日报曾以整版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在接受独家专访时指出，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既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制胜要诀，而如何制定好方案，是其中重中之重。在此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就如何做好工作方案给出了具体的思路，提出要“搞清楚”五大方面。习近平强调，做好工作方案，要“搞清楚现状是什么，深入调查研究”；“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可操作”；“搞清楚谁来干，做到可督促、可检查、能问责”和“搞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
就习总书记提出的制定好方案的五个“搞清楚”，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在接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谈到，这五个“搞清楚”各有侧重，体现了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中，“情况要摸清”，这是改革发展最基础的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是实事求是的体现，我们要发挥这个优势；“目的要明确”，这是改革发展的关健，强调的是方向的重要，我们要紧紧围绕前进方向做努力，不能南辕北辙；“任务要具体”，这是改革发展的期待，强调的是办事情要靠谱，要接地气，我们不能纸上谈兵，大而化之；“责任要落实”，强调的是踏雪有痕，职责明确，我们的工作不能浮在空中，落不了地；“措施要有力”，这是改革发展的保证，強调的是怎么办怎么干，我们要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有数，投身实践，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体现。
从“加大力度”到“制定方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去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新年伊始，在重庆调研中，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指出，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
“制定好方案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上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工作重点，关系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关系到“十三五”的开局。有专家表示，此次汇报工作方案思路的五个部门，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至少与解决化解产能过剩过程中的财政支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促进房地产去库存、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等改革主要任务密切相关。
“作为‘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对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发挥巨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速度变化、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复杂转型过程。产能过剩、高房地产库存、高杠杆等，都是转型中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6-01-28）
供给侧改革：首要任务是协调和重塑三者的利益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须兼顾政府、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不能搞政府突进，割裂三方利益；只有三者的力量得到统一，中国经济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动力，其前提是三者的利益必须一致化；重塑和协调三者的利益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首要任务。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我们的理解，重点需要解决的应该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的实质就是经济中的异质性，即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或政府的不适当行为，使得经济中长期存在局部或大范围的套利机会，从而扭曲了市场参与者行为，使某类消费者或厂商行为在特定范围内有着相对稳定的不同行为模式。异质性的结果是会扭曲资源的配置方向与效率，降低市场效率，阻碍经济增长。
市场引导的结构性改革在中国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主导作用，政府干预结构演变的力度过大。具体看，供给侧的作用发挥比较小，原因是我们缺乏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结构演变没有走完全劳动生产力引导的方向，而且近几年还有所偏移；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速度比较慢，消费与供给之间不匹配。如果我们需要加快经济结构变革的速度，就应该提升市场对于结构变化的力度，弱化政府给予结构变革的干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性质和内涵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如何达到目的？
如果我们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释放中国的发展潜力，那么，它应该是一次全面的经济清洁过程，是一次创造性毁灭，旧的要让它过去，新的要让它到来；同时，它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标志，是经济二次腾飞的前提。如果要达到以上目的，以下几件事情非做不可：
要创造个人、企业、政府三者利益一致的经济环境，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在一个大的市场环境中，参与者的数量和性质都有较大差距，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个人、企业和政府，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当然其行为也有差别。但现代经济理论证明，在一个合适的信息环境下，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参与者可以达到相对比较统一的利益目标，也就是通过某一种特定的机制设计，可以使各方追求的利益一致化。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就是这一机制设计理论的典型代表，它统一了个人、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使个人收入、企业利润及政府财政收入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足够的收益，从而促使他们不断地为经济增长而努力，这种努力促成了中国超过30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但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在前几年已经遭到了破坏，因为城市土地价值的不断上升，地方政府财政已经不需要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来获得，卖地是最好的选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和个人都在追求社会保障的完善。因为三者间利益诉求的差异，使得过去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失去，特别是企业被放置在一个孤立的地位上，经济减速在所难免。
我们认为，只有三者的力量得到统一，中国经济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动力，其前提是三者的利益必须一致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须兼顾三者利益，不能搞政府突进，割裂三方利益。
如何兼顾三者利益？首先是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企业可以盈利的预期，如较低的资金和原材料成本、较为合理的税收、投资的便利性、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等，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回到一个风险较低、收益前景较好的轨道上来；再者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与经济增长的水平有关、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有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有关、与人们的消费水平高低有关，它不能扭曲人们的行为，更不能投机取巧脱离经济环境。从而使政府利益与整体经济的利益相一致，而不能凌驾于经济之上。最后是要鼓励个人从劳动中获得收益，按照其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来获取收益，而不是从社会保障中获得收益。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即使是我们经济发展到了较高水平，整个社保水平也不应该是高的，应该是普惠，消除个人养老和医疗的过度风险。我们认为，重塑和协调三者的利益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应该是首要任务。
重点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切实实行
(一)动员型经济的转型
中国的第一次经济腾飞，运用的是动员经济型模式，政府运用行政力量，通过市场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先是通过工业化以国际市场为增长平台，走出了一条有效的高增长路径；继而又通过动员式城市化，快速扩张城市建设，激活房地产需求，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大发展。这种动员式的经济增长，好处是政府激活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但带来的副作用是价格体系的扭曲、内外失衡、过度投资及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而来的，但须注意的是，目前所采取的很多措施也是行政化的，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形成动员型经济的翻版，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行政干预遗留下来的问题，留下的还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为。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全社会对市场经济已经适应，企业也有了国际市场竞争的经验，政府已经不再需要在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领域扮演具有控制力的角色，可以放手让市场和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让微观主体获得了更大的活力，政府只需要在宏观经济上保持稳定就可以了，而无需事无巨细。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政府来启动，但并不是说政府包办一切，更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这就需要政府审时度势，合理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规则入手，运用合理的激励手段，引导市场参与者向着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去努力。也就是政府应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动员型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合理确定政府的定位，使其从经济增长的带领者转化为发动者，从前台走向幕后。其核心是弱化干预、强化协调。政府干预是中国工业化大推进的手段，为此使我们摆脱了贫困陷阱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效推进城市化的问题。与以往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突破不仅需要考虑生产供给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虑消费模式的升级及其与生活模式的变化，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发展成为新增长动力。这就必须给知识过程和知识部门成长创造环境，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时，就需要弱化政府干预，强化政府在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功能，在完善法制以保护产权、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及新要素培育方面发挥作用。
(二)明晰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推进市场化改革
首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推行政企分开；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打破各种资源流动尤其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疏通知识部门和知识过程的分工深化、创新外溢渠道。
其次，推进科教文卫等各类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形成高端服务业市场，提高服务业质量。过去三十余年，由于对工业部门增长的强调，导致对服务业发展的忽视，把服务业置于工业化的辅助部门发展，不注重质量和效率，使服务业处在一个低水平状态，不仅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且拖累了工业部门的继续发展，给经济转型增加了困难。因为认识的偏差，中国现代服务业一部分存在于管制较大的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另一部分存在于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水电气等垄断部门。这些部门缺少市场激励，竞争不充分，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难得到提高。为此，需要把上述部门的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尽快形成一个高质量的服务业体系，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及其正外部性，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
第三，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目标是使税制由工业化阶段的间接税制逐步过渡到城市化阶段所要求的直接税制。中国目前的税制形成于建国初期，完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既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又有明显的工业化时期特征，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征税重点是工业部门。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城市化日趋成熟，城市服务业已成为经济主体。再沿用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不仅加重了工业部门的税负，使该部门转型升级难度加大；也弱化了地方政府的税基，加大了地方财政收入难度。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水平超过7000美元时，可以由原来的间接税为主调整为直接税为主的体制。所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十三五”时期应着手从间接税制逐步过渡到直接税制的改革，降低间接税占比，提高消费等直接税比例，以促进经济转型。
(三)要创造明确的预期
预期和激励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词汇，激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而预期是政府宏观管理的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实现，关键之点在于人们能不能形成一个好的预期，预期是信心的前提，只要人们对中国的经济预期向好，努力才会得到好的回报，市场参与者才会去努力。政府行为是市场预期形成的重要来源，所以创造好的预期，应该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出发点。
怎么才能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使市场形成一个向好的预期：首先是政府要有一个人们可以信任的承诺，如我们的改革从什么时候开始，要达到什么目的，要采取什么措施，短期、中期、长期我们会做什么；同时需要有社会有什么样的配合，需要市场有怎样的发展。再者，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有什么样的改革举措，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办法克服困难？还有，政府的每一项改革措施社会会得到什么样的收益，谁会得到最大的收益，这些收益将通过什么方式来分享。只有全社会已经充分认识了政府改革的决心、力度、安排及前景，人们才会真的努力去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这就是预期的力量。
总之，任何国家的结构变革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伴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而变化的，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要经过两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失。农业产出份额降低到10%，就业在20%以内，城市化超过50%，进入一个通用技术部门时代(现代化的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这一个过程要持续30—50年，大多数经济体在45年内跨越成功，超过50年则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第二次是从通用技术部门主导的经济跨入知识经济，即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现在中国正处在通用技术部门时代，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结构变革必须跨越知识经济。按我们的测算，美国1995年知识部门在总报酬分配份额中占到了10%，中国大概需要到2035年后才能形成4%—5%的知识部门，这就需要20—34岁的劳动者大学普及率超过40%。要完成中国的结构转变，大约还需20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经济时报》 201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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