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学的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愈加趋向于以名物训诂为特色，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因而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根据各学派治学目的、取向、宗旨、对象等不同细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有称“皖派”），以及由清初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和稍后的与“徽派”、“吴派”关系密切的“扬州学派”等小的学派分支。梁启超评价“吴派”学术广博，笃守古训，“凡古必真，凡汉必好”，因此崇古而泥古不化。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指出：“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信不征矣。”可见，在学术成就上，“徽派”超越了“吴派”。
    徽派朴学有称皖派经学，先驱者为黄生，奠基者为江永，集其大成者为戴震，继后有段玉裁、王念孙等大师将徽派朴学的学术研究推向鼎盛，阮元成为后期的殿军人物，最后能保持残垒者是俞樾，而大张其军者是章炳麟。徽派朴学是由清初在徽州地区出现的新安理学转变过渡形成的以求证、求实、求真为特色的创新学派,成为清代学术的突出代表。徽州是朱熹的故乡，素称“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有着浑厚的文化底蕴，“新都故文献地也，隶畿辅而望东南”，人文荟萃，名家辈出。徽州虽经济高度发达，然徽商“贾而好儒”，向有培养子弟业儒的传统，“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史书之藏”（赵汸《商山书院记》），父兄期望子弟博取功名，走上仕途，为宗族、家门增添荣耀，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教育的繁荣，为徽派朴学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早期的重要学者有黄生、程大位、宣城梅氏家族等等，逐渐形成了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为徽派朴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自乾隆十七年（1752）江永及其弟子戴震、程瑶田、金榜等教学于歙县不疏园，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元逝世，徽派朴学鼎盛活跃时间号称百年辉煌。
    徽派朴学作为乾嘉时期学术上一个重要学派，本质上属于经学学派。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新安理学的治学主张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对徽州朴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宋史·朱熹传》记载：“其为学，大抵穷理而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徽派朴学家受到朱熹的影响，不盲从古圣前贤，在汉学基础上向纵深发展，使古文经学的研究走向对古文经传的考证、校勘、辨伪的实学道路，训诂更加精密、考据更为详审，而且对六书、音韵、语法、词例的研究愈加深入，在使用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方法上亦有很多创获，务在揭示古代经传的原始面貌。其对《诗经》、“三礼”及《论语》、《孟子》诸经皆有撰述，造诣尤深于《诗经》与“三礼”。在关注经学研究和阐述的同时，徽派学者对于哲理、乐律、文字和音韵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成就非凡，远非一般考礼穷经的经学家们所能望其项背，他们的许多著述对于后人的学术研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徽派朴学家除了阐发义理，对词章、考据也极为重视。他们在训诂、校勘乃至考订等方面取得了远胜前人的辉煌成就，为我国近代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徽派朴学是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一脉，但其影响力非常广泛。在时间上，徽派朴学求实考证的质朴学风渗透并融入百年之后的思想及学术领域，其阵营历经百年之后虽然渐趋式微，依然不乏后起之秀，直如近代的文化巨擘胡适等，学术成果更是可圈可点；在地域上，徽派朴学的徽派朴学兴起于徽州，之后进入京畿，蜚声江浙，然后遍及山东、河北，直至西南边陲之地，并迅速扩大到国内的一些重要地区，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著名学派而大行其道，广为传布。徽派朴学发于一隅而流布全国，这一方面是彼时代的需求使然，另一方面得益于广泛的学术交流。可见，徽派朴学植根融汇于中华传统国学文化体系，给学术界提供了严谨求索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体现了徽派朴学顽强的生命力。
    徽派朴学的历史地位得益于其有强大的学术阵营，而支撑这一阵营的则是一批执着且孜孜以求的学者，他们传承和丰富了徽州朴学的内涵。徽派朴学家向以“求是”为宗旨，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侧重于文献的考据与语言文字的音韵训诂。所谓“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的一种考证方法，即根据事实考核和例证，提供可信的资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所谓“训诂”，也称“训故”、“故训”，解释古文中词句之意。“训”指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诂”指用当时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词语，或用普遍通用的话来解释方言。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一个治学公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于“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与人书》）随着西学东渐，徽派朴学家也吸收引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广泛地运用于考据实践和其他学术研究中，这也是徽派朴学蓬勃发展并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推为名著的历来甚丰，可谓人才辈出。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包括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孔广森的《诗声类》，汪莱的《衡斋算学遗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诗》学著作，以及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有些还为国际汉学研究学者所瞩目。晚近尚有俞樾、吴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坠绪。在清代著名的经学丛书典籍《皇清经解》中，共收书172种，而徽派学者的著述有83种，几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学术性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列中，梁启超在盘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时，推举清代学者的新疏9种，而徽派朴学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种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华书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学》中，设专章论述了清代古音学家十人，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其中顾氏被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启蒙，黄侃是章炳麟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都烙上徽派的印迹，这十人中只有钱大昕属吴派。徽派朴学的地位和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舞动近代史的百年风云。支伟成在著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对徽派朴学慨然叹服道：“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矣！”
    徽派朴学的独特学风，无论是治学精神还是学问之道，都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他们使文字、音韵、训诂从经学附庸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字之学，拓展了传统汉学的范围，从恪守汉学之说到敢于突破汉学之说。徽派朴学重视考据研究的科学方法，从一字一义孤立地说明转向全面系统地探索，不仅在同时期诸学派中独树一帜，发扬光大，同时创造了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业绩，更因其对近现代的思想发展与学术研究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彪炳史册！